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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归来哟,柳潜…… 文章时间:2011-07-01
作  者:张维舟出处:原创浏览1461次,读者评论1条论坛回复0条
归来哟,柳潜……
文/张维舟
2011年07月01日,星期五

  战国初期,秦国家综合国力薄弱,GDP水平低下,百姓生活穷苦,常受周边魏、楚等国侵犯。到秦孝公的时候,起用商鞅进行一系列改革,终于在短短的十几年就走出困境,国力由弱变强,为以后统一中国打下基础。
  历来的君主和政治家大都知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因而取信于民至关重要。但真正实行的并不多,多数是欺骗愚弄百姓。百姓被愚弄被欺骗久了,就不再信任政府了,“信任危机”是最普遍最严重的危机。商鞅辅佐秦孝公改革首先就从“取信于民”开始。怎样取信于民呢?商鞅想了个办法,他以政府名义贴出公告:“谁能将这截木头扛到城北,就可得到两千两黄金的奖赏。”路过的人担心其中有诈,无人理睬。商鞅见状,又从两千两提高到五千两。终于有一个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这截木头扛到城北,没想到真的得到五千两黄金奖赏。百姓看见政府言而有信,因而信任政府,拥护改革。于是,秦国很快大治,又先后打败周边几个国家。周天子封秦孝公为“方伯”,即一方诸侯的头头。
  少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一中念书的时候,以商鞅徙木一事为例,论述了一个治国评天下的大道理:国家立法,法利于民;民之守法,以法维权。国民焉能不富?国力焉能不强?此文立论高致,纵横捭阖,言之凿凿,入木三分,一击三叹,节击而歌。一个中学生(可能是初中生)有如此目光,如此气度,如此笔力,实为少见。无怪乎当年毛泽东的国文老师柳潜对这短短500字的《商鞅徙木立信论》批语道:
  “切实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入古,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攻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有法律知识,有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点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策,言之凿凿,绝无浮云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柳先生的同事读之,亦称其:“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
  应当说,这些评点都是事实求是的不刊之论。毛泽东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成为影响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的杰出人物,固然主要凭其天生禀赋,个人努力,历史机遇等因素,而前辈的鼓励,老师的教诲,上级的指导推崇,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因素。我们知道毛泽东少年时代就有大志,有才气,有杰出的组织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但若没有有识之士首肯、器重和提携,也是很难成功的。综观毛泽东的成长历史,他是一个幸运者。少年时代他有柳潜等这样的好老师具体指导,五四前夕有胡适支持,有章士钊为他活动提供经费,有杨昌济教授的教诲,几乎在同期又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特别是陈独秀担任总书记期间对他关爱有加,让他出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广州农民讲习所所长、党中央秘书等重要职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确实是“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自己成长过程中老师对他的影响,他说:“下一个尝试上学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一块钱报了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这个学校很大,有许多学生,毕业生也不少。那里的一个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很愿接近我。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其中有乾隆的上谕和御批。”“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起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的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扬我的那篇文章。”“一位姓唐的教员常常给我一些旧《民报》看,我读得很有兴趣。从那上面我知道了同盟会的活动和纲领”(说明:据历史学家周年昌先生考证,‘这位姓唐的教员’,不姓唐,而姓汤,叫汤增壁,江西萍乡人早年从事教育,接着追随孙中山,协助同盟会,是革命先驱,国民党元老之一,后同蒋介石头分道扬镳,1948年逝世。毛泽东记忆有误)五四前夕,全国各地都先后成立了许多团体,“这些团体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在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的大杂烩。“1918年毛泽东到北京,他说,在北大“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一九一九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看见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到了一九一九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综观毛泽东成长的历史,他从一个唯心主义者,到唯物主义者,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到自觉的革命战士,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老师和长辈们的指引,否则就没有后来的辉煌。
  其实,岂止是毛泽东,任何一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老师的教诲和前辈指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全靠人才,而人才的培养教育主要靠教师。这个道理古人都知道。中国是个有尊师重教传统的国家。从孔夫子开始就有师道尊严、为人师表、言传师教之说,而民间更推崇教师,谓之“天地君亲师”,教师是很受尊重的。
  当然,受尊重也必须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你必须有道德情操的人,有真才实学的人,关爱后生的人,一句话,要有“师德”。像批阅少年毛泽东《商鞅徙木立信论》的柳潜老师以及毛泽东回忆中提到的和没有提到的老师,过去比比皆是。我自己做学生的时候,老师都是这样对待我们的。我后来有幸当了教师,也以自己早年的老师为楷模,教书育人,言传身教,不遗余力。退休后,很长一段时期我生活很不适应,因为我没有学生了,没有我关爱的对象了(关爱别人和被别人关爱,都是幸福)。
  然而曾几何时,学校也不是块净土了,一些老师也不大像老师了。我还没有退休的时候,大约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中学语文教学界就有人提出“老师不要改作文,而要学生自己改和学生之间交换改”,理由是“好文章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改出来的;不是老师改出来的,而是学生自己改出来的;学生互相改有利于互相学习”。当然,批改作文,工作量很大,怎样改,完全可以作为一个问题讨论,也可以在一个小范围进行实验。但现在的情况是(别的地方我不大清楚,我们这地方是这样)小学、中学,老师基本上不改作业,却要家长签字。有的考试卷,让学习成绩好点的同班同学改。作文布置得很少,老师改,却往往只有一个“阅”字,谁知道老师阅了没阅。有的老师课堂上应该讲授的内容,不在课堂上讲授,而留到晚上“家教”,另外收费。过年过节要家长“意思意思”,排座位基本上也是根据“意思”的程度而定。
  教育是关系千家万户、千秋万代的大事,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所以,要“科教兴国”,要把教育提高到“战略地位”,要提倡“全社会尊师重教”,这些道理谁都懂,可是现实的状况很令人忧虑,也很令人沮丧。此时此刻,读柳潜老师给少年毛泽东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的批语,我固然为少年毛泽东才情感染,更为已经几乎不为人知的柳潜老师的敬业精神所感动。      
  久违了,柳潜老师……
  久违了,柳潜先生,“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
  久违了,柳潜先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归来哟,柳潜……

附:

商鞅徙木立信论

毛泽东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过敏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唯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最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gui  读“鬼”,指坏人)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持恐此徙木立信一事,吾令彼东西各国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敫舌而讥矣。呜呼!吾欲无言。



本文在2011-7-1 19:25:26被依林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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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静城 去康静城家留言留言于2011-07-02 09:01:24(第1条)
关爱别人和被别人关爱,都是幸福。

教育是关系千家万户、千秋万代的大事,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久违了,柳潜先生,“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
久违了,柳潜先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归来哟,柳潜……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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