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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现代国学大师——(二)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青年时期,初露锋芒 发表日期:2011-05-25(2011-05-27修改)
作  者:王元明出处:原创浏览8667次,读者评论0条论坛回复0条
现代国学大师——(二)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青年时期,初露锋芒
文/王元明
2011年05月25日,星期三


  王元明教授,字清民,曾用名青松、文斗、张民、亚军、羊之等,号一勤居士。1942年1月21日出生于中国河南省洛阳县第三区翟泉镇(今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平乐镇翟泉村)。现移居新加坡。
  王元明教授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父亲王铁柱,母亲张竹(本镇象庄村人),都是不识一丁的文盲。1948年9月,王元明入翟泉完小读书。1955年9月入洛阳五中(后改为孟津三中,现平乐高中)上初中及高一。1959年,孟津三中的高中班被撤销,他转入孟津一中(现孟津会盟中学,在孟津县会盟镇)上高二。1960年9月,他提前一年(没上高三)参加高考,从孟津一中毕业,考入河南大学(原名开封师院)中文系。1964年7月自河南大学毕业,后曾分别在洛阳市八中、洛阳市三十三中(原名谷水中学)、洛阳市郊区文教局、洛阳市委办公室、洛阳市地方史志办公室、洛阳大学、洛阳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及洛阳理工学院等单位工作。2002年1月,他自洛阳理工学院退休后移居新加坡。现为国际汉诗协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洛阳文学学会会长,洛阳诗词学会会长,河南省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理事,中国《风云人物》杂志副主编,新加坡文艺协会永久会员,新加坡狮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新加坡新声诗社名誉会长,澳大利亚华人作家协会永久会员,菲律宾世界艺术大学永久名誉校长、教授,北京神州雅海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华夏国粹文化研究院院士等。他曾多次在国内外讲学及主持国际学术会议。他的生平事迹已入选《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国当代文艺家名人录》、《世界名人录》、《世界华人文艺家名人录》等大型辞书中。
  王元明从事学术研究,是从20岁开始的,也就是从大学二年级上学期开始,即1961年下半年。
二年级下学期,中文系开始开设《古典文学》(《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古代汉语》课程。王元明自感学识浅薄,于是从大二上学期便开始从事杜甫诗的翻译工作,最终结集为《杜诗试译》(12万字)。
  一开始,王元明便得到河南大学副校长兼中文系主任钱天起教授的精心指导。钱天起(1906--1968),浙江省瑞安县人。曾任河南省开封市民盟主委。
  一天,王元明去拜访钱天起校长。钱校长早就从中文系主任李嘉言教授和高文、华锺彦教授等人那里听说过这位勤奋好学的学生的名字,一听王元明自报家门“我是中文系二年级三班的,我叫王元明”时,便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向王元明询问起开设课程的情况:“你们下期开什么课程?”王元明回答说:“《古典文学》、《古代汉语》。”钱校长又问:“公共必修课呢?”王元明回答道:“《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即《哲学》)。”听到这里,钱校长郑重其事地嘱咐王元明说:
  “你喜欢古典文学,将来希望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一定注意要把《哲学》这门课学好。哲学,既是世界观的学问,又是方法论的学问。世界观的学问当然重要,作为搞研究的,方法论的学问也很重要。希望你一定要把《哲学》这门课程学好!”
  时隔48年,但钱天起校长的郑重嘱咐,王元明当时是洗耳恭听、一字不漏地听在耳里,记在心里,一直到现在,他仍然可以一字不漏地把它背下来,而且完全融化在他的血液里。过去,学中文的大学生们,对于诸如《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之类的公共必修课,从来都是不予重视的。上课之前,学生们总在争抢着坐在大教室的最后几排,以便于不认真听课,更不认真记笔记,好偷看课外书,或者打瞌睡。王元明自然也不例外。如果他没有听到钱天起校长的这番郑重嘱咐的话,在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门课程时,他自然仍是我行我素的。但在听了钱天起校长的这番嘱咐后,他便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每次上这门课时,他总是提前走进教室,坐在第一排正中间。不仅在上课前做好预习,上课时认真听老师讲课,认真记好笔记,而且课后还认真复习,主动找老师提出问题,进行深入研讨。不仅如此,他还请老师开列参考书目,到校图书馆借阅。老师所布置的作业,他总是认真地、独立地完成,绝不抄袭参考书上的现成答案或其他同学的作业。期终考试是开卷考试,老师让大家写一篇哲学论文。绝大多数同学不会写论文,多是找好多参考书籍、报刊,东抄一点,西抄一点,凑成一篇文章(如果单抄一篇文章恐怕会被老师发现)。就这样,有的同学居然能蒙住老师,得了“优秀”的成绩。王元明却是在遍览参考书籍、文章之后,深入思考,另辟蹊径 ,独立完成的。他的成绩也是“优秀”。“比较是最好的说明”。与前者相比,这两种“优秀”成绩显然是分量不同的。尤可称道的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门课结束之后,其他同学是“书本入库,马放南山”,王元明则是继续不断地深入进行钻研。直到大学毕业之后的许多年内,他一直喜欢哲学,购买了许多哲学书籍。
  王元明学习哲学,还善于抓住重点,学以致用。哲学的著作很多,哲学观点也很多,王元明只抓住三个基本观点,即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实事求是。”这是唯物主义。就学术研究来说,王元明不仅从来不拜倒在古代名人名家的脚下,也从不拜倒在现在专家权威的脚下,而且对自己的老师也不例外。譬如贾岛的七绝《渡桑干》一诗(“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王元明的老师李嘉言教授是中国研究贾岛的专家。李嘉言教授是闻一多的研究生。在王元明就读河南大学时,他是中文系主任。李嘉言教授在其所撰写的《贾岛年谱》及《长江集新校》一书中,都将《渡桑干》这首诗归为刘皂所作,诗题作《旅次朔方》。王元明后来在赏析贾岛这首诗时,态度十分谨慎。他认为:假如李嘉言教授的观点正确,作为他的学生,自然应该服从老师的观点;假如李嘉言教授的观点是不正确的,那就应该打破门户之见,实事求是,纠正老师的观点。最后,王元明经过深入探讨,反复考证,证明李嘉言教授的观点是错误的。《渡桑干》这首诗应该是贾岛所作,不是刘皂所作。事实上,唐代就没有“刘皂”这个诗人。在撰写贾岛《渡桑干》这首诗的鉴赏文章之前,王元明先写了《贾岛〈渡桑干〉新考》一文。这篇论文后收入王元明的论文集《唐诗名篇新论》一书中。
  第二句话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辩证法。研究中国的古典文学,评价历史人物,要历史地去看,辩证地去看;要对具体人物、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譬如对岳飞这个历史人物。他是一位主张抗金的民族英雄,在历史上起了重大作用,但是他也曾经镇压过农民起义,这是由于他本身所处的历史地位的局限。我们不能说因为他是一位民族英雄,就对他全盘肯定,把他曾经镇压过农民起义也说成是功劳;反之,也不能因为他曾经镇压过农民起义,便把他全盘否定,抹杀他抗金主战的功绩。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岳飞的主流是抗金主战,是民族英雄;其镇压农民起义,则是支流。因为当时在宋金对峙、交战的历史条件下,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宋朝国内的阶级矛盾则是次要矛盾。
  第三句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这是基本立场、基本观点问题。我们研究古典文学,研究、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绝不能站在帝王将相的立场上,而应该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如果站在帝王将相的立场上,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就会把唐代黄巢的农民起义说成是“贼”、“寇”,就不会将黄巢的《题菊花》、《不第后赋菊》这两首诗选到《唐诗选》或《中国历代诗歌选集》中,如清代衡塘退士孙洙的《唐诗三百首》。反之,现代由季镇淮、冯锺芸选注的《历代诗歌选》(第二册),共选唐诗299首,却将黄巢的这二首诗悉数入选。即便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仅选唐诗135首的《唐诗一百首》也选录了黄巢的《题菊花》诗。
  由于王元明牢牢记住这三个哲学基本观点,并认真付诸于其古典文学的研究之中,所以在他所发表的三百多篇论文和三十馀种著作中,不仅方法正确,而且从来没有出现过基本立场、基本观点方面的错误。在王元明的《周南集•依〈宋词三百首〉元玉奉和》中,有一首《尉迟杯• 忆恩师----原河南大学副校长兼中文系主任钱天起教授》词。词的全文是:
         尉迟杯• 忆恩师
      ----原河南大学副校长兼中文系主任钱天起教授

  东京路,旧省府,夹道多槐树。中州学府闻名,河大深深深处。匆匆岁月,四十载,而今隔烟浦。想当年,留校无成,满怀惆怅西去。
  犹思四载华年,屡次在,先生公衙相聚。教导谆谆今长记,从不乐,轻歌艳舞。师恩重,相争拍案;遇文革,新添作罪语。似春风,长驻心中,不愁云程无侣。

  师恩如山,师恩难忘。“忧思四载华年”六句,便是对钱天起校长谆谆嘱咐教导的深情缅怀 。
  王元明于10岁开始写作新诗,14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诗歌作品。其处女作是新诗《太阳》。后来,他曾在中国的《河南日报》、《洛阳日报》、开封的《文艺之窗》,以及台湾的《葡萄园》诗刊、新加坡的《新加坡文艺》、《五月诗刊》上发表过新诗,并被选入由河南人民出版社编选的《新颜歌》、《红日照中原》等诗集中。所以,将杜甫的诗译为新诗是他的拿手戏。由于杜甫诗的语言精练,内涵丰富,如果一句杜诗翻译成一句新诗的话,往往句子冗长,却仍然不能将其内蕴充分表现出来,所以他采取将一句杜诗翻译成两句新诗。在河大就读期间,他翻译的杜诗近百首,结集为《杜诗试译》。当时,他还没有注释杜甫诗的能力,只能参照着冯至的《杜甫诗选》及清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浦起龙的《读杜心解》、钱谦益的《钱注杜诗》、杨伦的《杜诗镜诠》及明王嗣奭的《杜臆》等进行翻译。完成《杜诗试译》之后,他又去找钱天起校长,并说:“等我以后有注解杜诗的能力以后,将会完成《杜诗译注》,请您为我题写两个书名。”钱天起校长不仅精通文学、语言学,而且是个著名的书法家。对王元明的请求,他当即答应,让王元明过几天来取。几天之后,王元明又去找他,他已将《杜诗试译》、《杜诗译注》两个书名题好,装在一个信封里。这时,他亲切地对王元明说:“你的《杜诗试译》我已经看了一遍,感觉很好。但我对杜诗只是喜好,没有深入研究,我给你写封信,你去找中文系主任李嘉言教授吧,他是全国研究唐诗的大专家!”
  王元明带着钱天起校长的亲笔信找到中文系主任、著名唐诗研究专家李嘉言主任。李嘉言(1911--1967),字慎予,河南武陟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国文系,曾在西南联合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及河南大学任教,以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而知名于时。李主任一看是钱天起校长的信,便很热情地接待了王元明。他非常高兴地说:“我早就从中文系的老师和同学们那里知道你的名字了,快请坐,快请坐!”他翻开《杜诗详注》看了几首译诗,顿时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兴奋地说:“太好了!你翻译得太好了!”停了一会儿,他十分谦虚但却极为诚恳地说:“钱校长说得不错,我是研究唐诗的,但对杜甫的诗却没有深入研究。我是专门研究贾岛的。咱们系的万曼教授是研究杜甫的专家,他正在写《杜集叙录》和《杜甫传》呢。我给他写封信,你去找他吧。”说着,他便马上写了一封信交给王元明。王元明又带着李嘉言主任的亲笔信找到万曼教授。
  万曼,五四时期诗人。解放后在河南大学中文系任教。著有《白居易传》、《现代文学作品选讲》、《唐集叙录》等。万曼教授,身材硕高,宽长脸,戴一副深度近视镜,面容十分平和,但从不轻易露出笑容。但当他看了李嘉言主任的亲笔信,又看了王元明的《杜诗试译》中等的几首诗之后,却露出了兴奋而亲切的笑容。他对王元明说:“我在你们年级的黑板报上看到过你的新诗和旧体诗词,写得都很好。你有这个基础,又肯深入钻研,所以翻译的杜诗不仅语言通俗流畅,而且把杜诗主旨的深层次涵义及意境都翻译出来了。翻译诗的标准是‘信、达、雅’,你可以说都已经达到了。但因为你现在还没有注释杜诗的能力,只是参照由冯至编选和浦江清、吴天五合注的《杜甫诗选》及其它注本。这些专家对杜诗的注释有些是不妥的,你现在还看不出来,就依照他们的注释进行翻译了。他们注释错了,你也就跟着翻译错了。等我把你这本《杜诗试译》全部看完,把不妥的地方给你指出来以后,你再修改一下译诗,我给你这本书写个序,再送到出版社去出版。”  但由于万曼身患严重的高血压病,只能半天工作;再加上他还准备给学生新开一门《古代文论》课程,所以直到文化大革命前,他仍然没有对王元明的《杜诗试译》提出全面的修改意见,也没有写出序言。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他被造反派揪出来,打成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他当时想不通,又忍受不了这种屈辱,便饮恨自杀了。但他却抱病已将王元明的《杜诗试译》通读了2遍,并在他认为最满意的译诗题目前画上双圈,在较为满意的译诗题目前画上了一个红圈。至今,王元明还保留着由万曼教授审阅画圈的《杜诗试译》稿本。王元明有《清平乐•忆恩师万曼教授》云:
先生姓万,名字单云曼。忆昔西园初拜见,如坐春风温暖。  匆匆四十馀年,师恩长记如山。马首东瞻努力,催吾不断扬鞭。
    此举《杜诗试译》两首于次。
一. 杜甫原诗:《绝句四首》其三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王元明的译诗
听,那两个美丽的黄鹂鸟,
正在翠绿的柳枝上呖呖鸣啭。
看,那一行矫健的白鹭鸶,
却突然像箭一般地飞上蓝天。

我的窗口正对着西边的雪岭,
恰如含着那千年不化的雪峰一般。
在我家的门前,正停泊着
即将驶往万里之外的东吴的帆船。
二.  杜甫原诗:《前出塞》九首其六
挽弓当挽联,用箭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檎王。
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
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王元明的译诗:
拉弓就要拉最硬的大弓,
因为它的威力最大最强。
用箭就要用最长的箭,
因为它最能把敌人射死射伤。

射杀敌骑的时候应该是先射他的马,
因为马翻人仰,那人非死即伤。
捉拿贼兵的时候应该是先捉其贼王,
因为捉住贼王,那贼兵非乱即降。

在战争中杀人自然应该有个限度,
切莫要认为杀人越多便越荣光。
纵然大国也应该有自己应有的边界,
决不要贪婪,无休止地开边拓疆。

如果能够将贼兵的贼王捉拿,
就可以有效地制止侵略,保我边疆。
只要能够这样就应该休兵息戈,
难道说一定要将敌方大批地杀伤!
  时间如水,岁月如歌。时隔二十馀年,直到1976年,王元明利用下工厂劳动锻炼的工馀时间里,才把1400馀首杜诗全部译完,但直到现在,他还不能静心坐下来完成对杜诗的注释。不过,他会在完成诗词写作5万首的任务之后,将《杜诗译注》这部著作完成的。
  此外,王元明在就读河大的最后二年中,又完成了三部著作:1.《苏辛农村词译析》(13万字);2.《陶潜新论》(16万字);3.《宋词的爱国主义传统论稿》(18万字)。
    1964年上半年,是王元明上大四最后一个学期,他开始撰写《宋词的爱国主义传统论稿》。为了写这部著作,他破天荒地花费70多元人民币,从扬州广陵书局购买了一套线装木刻原版的《彊村丛书》。一个从农村来的穷学生竟然花费70多元购买这套书,真是石破天惊。“王元明”这个名字顿时在河南大学师生中迅速传开,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时,河南大学属师范性质,伙食费是由国家供应的。王元明的大姐王香珍供他上学,每月给他寄5元钱零用钱。他非常俭省,从不乱花一分钱。几年来,共积攒了30多元。听说他急需买这套书,大姐又给他寄了10元钱。但还差30多元,怎么办呢?他又向二姐夫王水河求援,二姐夫给他寄了10元钱。他还向河南大学中文系63届毕业生王守仁(时在河南省漯河师范学校任教,后在洛阳市孟津县委宣传部通讯组工作)、赵得祥(时在新疆乌鲁木齐铁路中学任教,后在新疆乌鲁木齐铁路局党校任教,副教授)学兄各借了10元钱,才算凑够书款。直到1964年7月,王元明从河大毕业分配到洛阳八中教书后才还清了这20元的借款。
  当时,河大的学生每人只有5张借书证。每借一本书期限是1个月,如还需要看,可以再续1个月,但到2个月时,则必须还给学校图书馆。这当然满足不了王元明撰写《宋词的爱国主义传统论稿》一书的要求。于是,他的同窗好友蔡瑞卿、乔明宪、铁春茂、华清泉都帮他借书。就这样还满足不了王元明的要求。于是,他只好又去找河大数学系的助教田震老师帮忙。田震是课外教王元明写作诗词的徐亚筠老师的儿子,毕业于郑州大学数学系。当时,河大的教师每人可以借30本图书,期限是3个月,再续一次,就是6个月,正好一个学期。这可算是帮了王元明的大忙。
  “得道多助”。在王元明撰写《宋词的爱国主义传统论稿》一书的过程中,还有两个人也帮了王元明的大忙。一位是图书馆理员尚修正先生。他是河南省孟津县人,和王元明是老乡。王元明要借的书多是十分珍贵的线装书,如明毛晋编辑的《宋六十名家词》,清康熙时沈辰垣等编的《历代诗馀》,清末朱彝尊编的《词综》,清末王鹏运辑的《四印斋所刻词》,清末江标辑刻的《宋元名家词》,近人吴昌绶、陶湘辑的《影刊宋金元明本词》等。这些珍贵的线装书,一般是不让学生借阅的。但尚修正先生专门向校图书馆长张轶青先生说明原由,特许王元明借阅。另一位是中文系资料室的李先生,遗憾的是,王元明已经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当时中文系资料室藏有10馀万册图书,且多是善本。这个资料室只对中文系教师开放,不对学生开放。且在一般情况下,只供教师们在室内阅览,不许借走。但李老师见王元明求知若渴,便特许王元明进去阅览。到星期六下午,还特许王元明将有些书借走,以便利用星期天阅读,但务必到星期一上午按时归还,以免影响教师们阅览。王元明总是恪守信用,按时奉还。
  王元明撰写《宋词的爱国主义传统论稿》一书的安排是这样:在星期一至星期五这五天时间内,是借书、还书。他从图书馆借来几本书,便利用课馀抓紧时间看。一边看,一边做摘要、分类。看完之后,马上还掉再借。到星期六下午,他在上完课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之后,便开始撰写文章。一般情况下,到星期天中午之前,一万字左右的文章便可以完成,然后在星期天下午和星期天晚上,再誊写一份。这便是一个周期。到下个星期,又是一个周期:星期一至星期五这五天时间内,是借书、还书……。就是这样,他用了十八周课馀时间,完成了这部18万字的专著《宋词的爱国主义传统论稿》。到第19周,学校开始期末总复习,他便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正课的全面、系统复习中去,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自河南大学中文系毕业。
  在撰写《宋词的爱国主义传统论稿》一书时,王元明练就了一身硬功夫。他可以一坐4个小时、6个小时,甚至8个小时,腰不疼,头不晕,手腕不疼、不困。他在不到12个小时的时间内(星期六下午、晚上和星期天上午),可以撰写1万字左右的论文。
令人十分痛惜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即1966年6月上旬,为了避免那些看不懂古代诗文、最容易对这些研究论著产生误解而进行无线上纲的中学生们抄家诬陷,他含着热泪,在一个星期六晚上,趁夜深人静,学生放假回家之时,将这本他呕心沥血,整整花费了18周时间所撰写的18万字《宋词的爱国主义传统论稿》的草稿、正稿,连同13万字的《苏辛农村词译析》、16万字的《陶潜新论》,以及他三年多来所创作的500馀首旧体诗词集《寸草集》统统付之一炬!  
  后来,直到时隔十馀年的八十年代,他到洛阳大学任教时,才又凭着记忆,将《陶潜新论》又撰写出来。下面,我们只例举其中一篇《陶潜名字新臆》一文:
            陶潜名字新臆
                                          一
    陶潜是我国东晋时期的伟大诗人。关于他的名与字,自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南朝宋颜延之《陶徴士诔并序》云:“有晋徴士诔寻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南朝梁沈约《宋书•隐逸传》云:“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南朝梁萧统《陶渊明传》云:“陶渊明,字元亮。或云潜,字渊明。”又云:“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圣贤?志不及也。’”南朝梁锺嵘《诗品》云:“宋徴士陶潜,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北齐阳休之《陶集序錄》云:“余览陶潜之文……。”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云:“简文爱陶渊明文,亦复如此。”佚名《莲社高贤传》云:“陶潜,字渊明。”又云:“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隋王通《文中子中说•立命篇》云:“或问陶元亮……。”唐令狐德棻等《晋书•隐逸传》云:“陶潜,字元亮。”唐李延寿《南史•隐逸传》云:“陶潜,字渊明。或云字渊明,名元亮。”
    至南宋,吴仁杰对陶潜的名字作了详细的考辩,其结论是:“陶渊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潜。”其《陶靖节先生年谱》云:
    按先生之名渊明,见於集中者三。其名潜,见于本传者一。集载《孟府君传》及《祭程氏妹文》,皆自名渊明。又按萧统所作传及《晋书》、《南史》载先生对道济之言,则自称曰潜。孟传不著岁月,祭文义熙三年所作。据此,即先生在晋名渊明可见也。此年对道济,实宋元嘉,则先生至是盖更名潜矣。山谷《怀陶令》诗云:“潜鱼愿深渺,渊明无由逃。”盖言渊明不如潜之为晦,此尤得先生更名之意。至云“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此则承《南史》之误耳。延之作先生诔云“有晋聘士陶渊明。”既以先生为晋臣,则用其旧名宜矣。延之与先生厚善,著其为晋聘士,又书其在晋之名,岂亦因欲见先生之意也耶?萧统不悟其旨,乃以渊明为本名,而以潜为或说。传中载对道济之语则又云潜,自相牴牾。其实先生在晋名渊明,字元亮,在宋则更名潜,而仍其旧字。谓其以名为字者,初无明据,殆非也。当曰“陶渊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潜。”如此谓得其实。其曰“深明”、“泉明”者,唐人避高祖李渊讳故云。
    后之学者,从宋吴仁杰之说者较多,如宋张縯、清顾易、陶澍、杨希闵、现代逮钦立等。
1984年《九江师专学报》第一期在“陶渊明研究”专栏中刊载了两篇文章:一为刘禹昌先生的《陶渊明名字考辩》,一为“本刊记者慕陶”的《关于〈定山陶氏宗谱〉》。刘禹昌先生在该文的结论部分说道:“总之,我们的结论是:沈、萧二传中关于陶渊明名字的两种传说很古,真实可信;而陶公入宋后更改名字又是深曲而微婉,用心良苦,不易理解。又由于史笔疏略,语焉不详,致使误解滋多。如果以萧统《陶渊明传》为之基,作如下的记载:陶渊明,字元亮;入宋后,更名潜,字渊明。这样,就不会引起许多无谓的争论了。”在慕陶《关于〈定山陶氏宗谱〉》一文中,关于陶潜的名字及简述如下:“第四世,渊明。敏公之子,字元亮。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乙丑六月十五日午时。娶瞿氏、陈氏。生子五,曰俨、俟、份、佚、佟。公天性忠孝,外和内刚,少有高趣,安贫好学。文则跌宕爽朗,诗则冲澹有味,心存用世而进退必严,不合则去,未尝以穷通为欣戚。尝为州祭酒、镇军参军,皆不久解归;后徴主簿,不就。义熙年间,始应召为彭泽令,不以家属相随。后见晋益微弱,刘裕跋扈狡黠,必谋篡逆,身为晋室勋旧之裔,耻事二姓,欲先去之。适督邮至,吏请束带相见,遂托为不能为五斗…………(原文残缺)年号,徴为著作郎,固辞不就。独为有晋完人,大节与夷齐并高。殁于刘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十月十一日。士大夫慕之,称为靖节先生。瞿母生于晋哀帝隆和元年壬戌七月十八日,亦能与公同志,安于勤苦,终始如一;卒于刘宋文帝元嘉十年癸酉十月初四日,公与妣合葬于德化县楚城乡鹿子坂面阳山。”在这段文字中,没有提到“潜”字,大约因“原文残缺”所致。
    1986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了由许逸民先生校辑的《陶渊明年谱》。许逸民先生在该书《前言》中写道:“经过数百年的考辩,关于陶渊明的身世也有一些可以作为结论性的意见,如:(一)陶渊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潜;……”
    近、现代学者亦有不从宋吴仁杰之说者,如梁启超、罗翙云、古直、唐满先等。梁启超先生在《陶渊明年谱》中说:“先生名渊明,一名潜,字元亮。”又云:“考先生五子俨、俟、份、佚、佟,而《责子》诗则举其小名曰舒、宣、雍、端、通。是先生诸子,皆有两名也。先生盖亦尔尔,渊明其名,而潜其小名欤?”古直《陶靖节年谱》云:“先生名潜字元亮,小名渊明。……罗先生翙云曰:‘梁《谱》不主先生晚年更名之说,极是。第以渊明为名,而潜其小名,余尚不谓然。窃疑潜乃其名,而渊明其小名也。何言之?孟嘉者,先生之外祖父。程氏妹者,先生之胞妹也。外孙对外祖称小名,胞兄对胞妹称小名,亲亲之谊有然。对道济则俗所谓官场应酬者也,安得不称官名。颜《诔》亦称渊明者,延之与先生厚善,所谓引而亲之也。明乎此,则不疑于名字之纷歧矣。’案:…罗先生之说,于是为不可易也。”唐满先在《陶渊明诗文选注•前言》中说:“陶渊明,又名潜,字元亮,世号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著名诗人。”
    在现行的几部大型辞书中,则均对陶潜的名字未作定论。1979年版《辞海》“陶渊明”条释云:“陶渊明(363或367或376-427)东晋大诗人。一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北京语言学院编《中国文学家辞典》古代第一分册“陶渊明”条释云:“陶渊明(365-427)东晋伟大诗人。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南)人。”(该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12月第1版)1983年《词源》修订本第四编“陶潜”条释云:“〔陶潜〕公元365-427年。晋浔阳人。一名渊明,字元亮。”1986年11月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陶渊明”条释云:“陶渊明(365-427)晋宋时期诗人、辞赋家、散文家。一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南)人。”
    在台湾学术界,对陶潜名字这一问题,迄今亦无定论。如中华民国五十七年八月版《中文大辞典》“陶潜”条释云:“晋浔阳柴桑人。侃曾孙。字渊明。或曰名渊明,字元亮。或曰字深明,名元亮。”
在新加坡、日本等国,亦复如此。如由林徐典先生主编的中学《华文》第四册《桃花源记》作者介绍云:“陶渊明(三六五——四二七)一名潜,私谥靖节,浔阳柴桑(现在江西省九江市西南)人,是中国古代伟大的诗人之一。”在中学《华文》第七册《魏晋南北朝诗选》作者介绍云:“陶渊明(三六五——四二七)一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浔阳柴桑(现在江西省九江市西南)人,是中国杰出的诗人之一。”由日本前野直彬、石川忠久先生主编的《中国名诗鉴赏辞典(本书原名《汉诗的注释及鉴赏辞典》,此依杨松涛先生译本),在对陶潜的简介中写道:“陶潜(365-427),字渊明,一说名渊明,字元亮。浔阳(今江西省九江市)人。名与字的说法不一,表明陶家还不是留下准确传记的家门。”在石森延男、臼田甚五郎等编著的高等学校《国语•古典I甲》一书中,关于陶潜的介绍云:“陶潜(三六五——四二七)六朝时代晋末宋初的代表诗人。字渊明,一说字元亮。”
                                  二
    综上所述,可知在中国及新加坡、日本等国学术界,关于陶潜名字的问题,应该说是迄今仍无定论。不必说以上古今诸家之说不能作为定论,即使《定山陶氏宗谱》的说法亦不能作为定论。因为这本宗谱并非距陶潜世系较近的后裔所修。慕陶《关于〈定山陶氏宗谱〉》云:“谱中开列了‘历代修谱人名’:晋 渊明公,著有世系入首,即命子俨诗;唐 思谦公,手笔世系全佚;宋 严华公,续修家谱全卷。嗣后,‘明万历三十八年庚戌重修家谱’,‘清顺治丙申年篡(按:应为纂)修补遗’;再后,康熙三十四年、乾隆十年、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七年、道光三年、道光二十四年、同治四年、光绪三十三年,都曾‘重修’。而现在见到的这本《定山陶氏宗谱》,则是民国十七年(即1928年)重修、次年‘告竣’的宗谱。”这本宗谱的现状是:“‘宗谱目次’得知,此为‘卷首’;另有宗谱十九卷,详述‘虢璿  世系’(十卷)和‘虢瑄世系’(九卷),目前无下落。”“谱前有‘序’多篇。由于残缺严重,今能见到的最早‘前序’,是清康熙三十四年,由族裔唐门、唐苗、唐政所写。”
    按《定山陶氏宗谱》所载,陶潜而下,至唐思谦公始开始修纂宗谱。自陶潜生年(公元365年)至唐朝开国之年(公元618年),已有253年;即使自陶潜卒年(公元427年)自唐朝开国之年(公元618年),也已有191年。试想,在陶潜卒后仅十四年便出生的沈约,已搞不清陶潜的名字,距离陶潜卒年长达近二百年的陶思谦如何能搞清陶潜的名字?何况,陶思谦还并不一定就是唐开国之年(公元618年)所生的呢。由此可知,这部《定山陶氏宗谱》虽对陶潜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材料,但并不可全信。
    我曾有过整理续修家谱的实践。1991年秋至1992年春,我曾主编续修《洛阳翟泉王氏家谱》。这部家谱自明代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王灵宝为始祖起,至今已有624年。始修谱者未知何人,至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由十四代王道范、十五代王崇等重修,光绪二十年(1896年)由十四代王云卿等又重修,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由十六代王作善等人再次重修。王云卿在《重修王氏家谱序》中云:“况审观老谱,即前代之人,遗漏者已多。今按户查阅,宜补者补之,失次者甚多。”今存由十六代王作善等人于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重修谱本中,仍有一些遗漏。如第二代王明珠有四子,其四子名字失叙。又三代王秋以下四、五、六代名字失叙。该谱88页有十二代、十三代、十四代共17人与上面十一代失叙,98页又有十一代、十二代、十三代共12人与上十代失叙。参与该谱重修的有十四代王志仁、王云奇,十五代王永安、王建业等七人,十六代王作新、王作舟、王作善等九人,十七代王聘三、王克勤等四人。以上两处失叙者最早为十一代、十二代,距重修该谱的十四代王志仁、王云奇仅一、二代,居然有如此失叙现象,可见像《定山〈陶氏宗谱〉》中的错漏之处亦当不在少数。大凡年代久远、世系繁多的宗谱均难免如此,故《定山〈陶氏宗谱〉》中有关陶潜名字的记载,只能作为我们研究陶潜名字的重要参考,不能作为科学的依据。
                                  三
    下面,我特提出自己的看法,未敢自是,只是想就教于海内外各位方家和陶潜研究者。
    我以为陶潜的名字应该是:陶潜,字渊明。晋孝武帝(司马曜,字昌明)在位时,为避帝讳,曾更字元亮。至于深明、泉明等,则是唐朝文人为避唐高祖李渊名讳所致,其证有四:
(一)从浔阳陶氏一门传统的命名习惯来看。
    陶潜的《命子》一诗,实为一部陶氏家传。在诗中,他追叙了陶氏家族的渊源及其光荣历史,歌颂了先辈们辅国佐王的丰功伟绩。其中除夏、商时代的“御龙”氏、“豕韦”氏外,还提到了周代的陶叔、汉代的陶舍、陶青。东晋以来,该诗提到了曾祖陶侃、祖父陶茂及其父亲陶敏。
陶叔、陶舍、陶青,只知其本名均为单字,其字均不详。陶侃,字士行(一作士衡),本为鄱阳人。“吴平,徒家庐江之寻阳。父丹,吴杨武将军。”(见《晋书•陶侃传》)陶侃共有子十七人,见于《晋书•陶侃传》者有九人:洪、瞻、夏、琦、旗、斌、称、岱。这九人中,只知陶瞻字道真,其馀字均未详。陶侃有两个侄子:一名臻,字彦遐;一名舆,字未详。
    以《定山〈陶氏宗谱〉》参补,可知陶侃的十七子中知名字者,尚有陶茂,字梅九,为陶侃第七子。生子三,曰淡、敏、实。陶茂为陶潜的祖父,曾任武昌太守。陶潜的父亲名敏,字奉义,为陶茂次子,曾任姿城太守。  
陶潜有五个儿子:长子俨(小名舒),字求思。次子俟(小名宣)、三子份(小名雍)、四子佚(小名端)、五子佟(小名通),此四子的字均未详。
    由上可知,按浔阳陶氏一门,其远祖周代的陶叔、汉代的陶舍、陶青及三国吴陶丹,其本名均为单字。从陶侃、陶茂、陶敏到陶潜的五个儿子,其本名均为单字。在这些人中,就已知其字者来说,则均为双字。显而易见,这是浔阳陶氏一门传统的命名习惯。由此即可断定,陶潜的本名应为单字“潜”,而不是双字“渊明”或“元亮”。
(二)从陶潜外祖父孟氏一门传统的命名习惯来看。
    儿子的命名系由父母决定。在中国古代,就一般情况来说,主要是由其父亲来决定的。但在仕宦书香之家,其母亲也会起一定的作用,故陶潜的命名与其外祖父孟氏一门传统的命名习惯也可能会有一定关系的。
    陶潜的母亲孟氏,系长史孟嘉的第四女。孟嘉字万年。孟嘉的曾祖父孟宗,字恭武,后以避三国吴末帝孙皓字(孙皓字元宗),更名仁。其祖父孟揖,字未详。孟嘉的弟弟孟陋,字少独。与浔阳陶氏一门一样,孟氏一门的诸位先辈,其本名亦均为单字,其字则均为双字。
(三)从陶潜其父的思想志趣来看。
    在古代,孩子的名字主要是由其父亲来命取的。所以,孩子的命名往往和其父的思想志趣密切相关。陶潜在《命子》诗中写道:“於皇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淡焉虚止”句,说他的父亲陶敏淡薄功名,心境清静。“寄迹风云”句,说他的父亲曾经短期任职(陶敏曾任姿城太守)。“冥兹愠喜”句,说他的父亲在出仕做官时脸上没有什么喜色,在去官归乡时脸上也没有怨怒之色。“冥”,指隐。《荀子•正名》云:“说不行,则白道而冥穷。”《注》云:“冥,幽隐也。冥穷,谓退而穷处也。”由此可知,陶敏仅短期任职,后来便退隐在家。
    陶敏一名逸,这更符合他的思想志趣。当他给儿子命名时,自然要考虑到符合自己的思想志趣。所以,他当时给儿子命名为“潜”,这是符合情理的,也是很自然的。
(四)从陶潜出生前东晋的时局来看。
    陶敏将其儿子命名为“潜”,与东晋的时局当有一定的关系。陶潜出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乙丑(公元365年)六月十五日午时。自晋哀帝兴宁元年(公元363年)到兴宁三年,天灾人祸不断,军事上连连失利。如兴宁元年夏四月甲戌,“扬州地震,湖渎溢”。兴宁二年春二月庚寅,“江陵地震”。兴宁二年三月,晋哀帝因食“长生药,服食过多,遂中毒,不识万机”。兴宁三年三月丙子,“慕容炜将慕容恪陷洛阳,宁朔将军竺瑶奔于襄阳,冠军长史、扬武将军沈劲死亡”。又“冬十月,梁州刺史司马勋反,自称成都王。十一月,率众入剑阁。攻涪,西夷校尉丘炜弃城而遁。乙卯,围益州刺史周楚于城都,桓温遣江夏相朱序救之”(以上引文见《晋书•海西公本纪》)。
    综上可知,陶潜的本名自应为“潜”,而不应为“渊明”或“元亮”。
    陶潜的本名既已确定,其字也就很容易确定了。从陶潜的本名与字的关系来说,其本名为“潜”,则其字自应为“渊明”,不会是“元亮”。其据有六:
(一)《易•乾•初九》云:“潜龙,勿用。”又《易•乾•九四》云:“或跃在渊,无咎。”正如古直《陶靖节年谱》所云:“四为初之应,四之渊即初所潜处。”故陶潜本名既为“潜”,字必取“渊”。
(二)古直《陶靖节年谱》云:“《广雄》‘潜’训‘隐’,《说文》‘隐’训‘蔽’,‘隐’、‘蔽’均有暗义。暗者,明之对也。”故陶潜本名既为“潜”,字必取“明”。
(三)“潜”与“渊”二字,偏旁均从“水”,很容易自然地联在一起。
(四)《诗•小雅•正月》云:“鱼在于沼,亦匪克乐。潜虽伏矣,亦孔之炤。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郑玄《笺》云:“池,鱼之所乐,而匪能乐。其潜伏于渊,又不足于逃,甚炤炤易见。以喻时贤者,在朝廷道不行无所乐,退而穷处,又无所止也。”“炤”,同“昭”,明显。“潜虽伏矣,亦孔之炤”与郑笺之“其潜伏于渊”,“ 甚炤炤易见”,正隐括了“潜”与“渊明”的关系。这一点,正切合在东晋处于末世情况下陶敏的思想与志趣。由此又可知,陶敏是一位“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的正直官吏。他的隐退,是在“道不行”的情况下才“退而穷处”的。虽然他对于个人的任职与去职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陶潜《命子》诗:“於皇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但在实际上,即使在退隐之后,他仍然时时在忧念着国事。这不仅是他给儿子命名“潜”、字“渊明”的直接来源,而且他的这种思想和志趣对于陶潜的影响也是极大的。
(五)陶潜《归田园居五首》其一云:“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池鱼思故渊”句,正与上引《诗•小雅•正月》中的“鱼在于沼,亦匪克乐。潜虽伏矣,亦孔之炤。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同义。可见陶潜深知父亲为他命名之义,此可作为后证之一。
(六)陶潜在《感士不遇赋并序•序》中云:“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赋云:“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自真风告逝”四句,正是东晋末世社会时尚的真实写照。“怀正志道之士”四句及“或击壤以自欢”四句,虽可泛指历代不遇之士,但主要还是写陶潜自己的。“潜玉于当年”、“ 靡潜跃之非分”,正隐括了陶潜字渊明之意。此可作为后证之二。
那么,陶潜为什么又叫“元亮”呢?我以为,这是为避晋孝武帝字讳的缘故。晋孝武帝姓司马,名曜,字昌明。陶潜本字渊明,但在晋孝武帝在位期间,为避帝讳,遂改字“元亮”。“明”改作“亮”,是改音不改义。“渊”并不犯讳,只是随之而改为“元”,则音、义均未改。“渊”与“元”同音,均为平声,只是阴、阳不同:“渊”为阴,“元”为阳。“渊”有深的意思,“元”同玄,玄也有深的意思。晋孝武帝在位凡二十四年,“陶潜字元亮”至少也须用二十四年之久。
    在陶潜的作品中,共有三处提到“渊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一文中提到两处:“渊明以父太常夔尝问耽。”“渊明先亲,君之第四女也。”《祭程氏妹文》中提到一处:“渊明以少牢之奠,俯而酹之。”按晋安帝隆安五年辛丑(公元401年),陶潜的母亲孟氏卒。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一文中“渊明先亲,君之第四女也。凯风寒泉之思,实踵厥心”等句可知,该文当作于是年陶潜的母亲去世之后。《祭程氏妹文》则作于晋安帝义熙三年丁未(公元407年)。陶潜写这两篇文章时,一距晋孝武帝之死已经五年,一距晋孝武帝之死已经十一年,故不必再用避讳,遂仍复用旧字“渊明”。
    如果按宋吴仁杰所云“先生在晋名渊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潜”的话,则不仅与浔阳陶氏一门及陶潜外祖父孟氏一门传统的命名习惯不合,而且于晋孝武帝名字的避讳亦不通。按吴仁杰所说,在晋孝武帝在位期间,“陶渊明”就该改名字了。如果说陶渊明的本字为“元亮”的话,为避晋孝武帝讳,“陶渊明”的本名又该改作什么呢?显然,这是没有一点根据可资证明的。
    至于或云陶潜“字深明、泉明”者,则正如吴仁杰所云“其曰深明、泉明者,唐人避高祖(按:指唐高祖李渊)李渊讳故云。”
综上所述,我以为陶潜的名字应为:
    陶潜,字渊明。在晋孝武帝(司马曜,字昌明)在位期间,为避帝讳,曾更字元亮。其曰“深明、泉明”者,则是唐朝文人为避唐高祖李渊的名讳而改,并非陶渊明原来的名与字。
    这篇论文发表于《郑州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总第四期)。后来,南京师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郁贤皓来到洛阳时,王元明教授和他谈起这篇论文,郁贤皓教授对王元明教授极表赞同,说:“毫无疑问,你的观点是正确的!”
    然而,直到王元明《陶潜名字新臆》一文发表24年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最权威的国际一级期刊《文学遗产》杂志2009年第一期上,还在发表苏州文学院范志新的《陶渊明名字考辨》。范志新经过考辨,还认为“这里的‘渊明’,确系名而非字。”这实在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
    在河南大学中文系就读的四年中,还有一件事使王元明名闻全系、全校的,那就是他在大学四年级下期报考杭州大学宋词专业研究生。1964年,中国开始恢复研究生报考制度。王元明喜欢唐诗、宋词。当时河南大学中文系有十大教授,但只有系主任李嘉言教授有资格带研究生。他是研究唐诗的著名专家。解放前,他是闻一多先生的研究生。他所撰写的《贾岛年谱》,极有功力,颇受学术界称赏。在李嘉言教授的《长江集新校》一书的《后记》中,他的儿子李之禹等写道:“《贾岛年谱》是先父在西南联大文科研究院所从闻一多先生研究唐诗期间研究韩愈的附带产物。……《贾岛年谱》于一九四一年十月在《清华学报》十三卷二期发表,经过当时全国学术审议会评定,获学术创作二等奖。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朱自清先生为此事从昆明给执教于兰州西北师范学院的先父去信以示祝贺。……《贾岛年谱》于一九四七年九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是,当时李嘉言教授忙于《全唐五代诗》的整理工作。并主持中文系的系务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整理《全唐五代诗》是一项极为浩繁的工程。李嘉言教授自解放前就有志于此。当时,我们中文系在校学生1000馀人,每人都曾帮忙誊抄400张卡片,总计大约40馀万张卡片。由此可知其工程之大,工作量之繁重。因此,李嘉言教授当年没有接受招考研究生的任务。如果李嘉言教授当年招考研究生,王元明自然会报考他的研究生的 。
    喜欢研究唐诗、宋词的王元明,只好选报杭州大学夏承焘的宋词专业。那年,带研究生的导师一般是招1--2名研究生,夏承焘教授那年招3个,是招研究生最多的导师之一。王元明报名的时间较晚,他拿到杭州大学所发的研究生准考证也是最后一名。他的编号是004号。这也就是说,那时报考研究生的学生极少。夏先生招了3名研究生,全国报考他的宋词专业的才仅有4人。王元明素喜宋词,应该是最有希望考取的。《辞海》对夏承焘教授的简介云:“夏承焘(1900--1986)中国词学家,字瞿髯,浙江温州人。1921年任北京《民意报》编辑,后历任西北大学讲师和三江文理学院、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太炎文学院、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等校教授。一生从事词学研究,多有建树。著有《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论丛》、《唐宋词欣赏》、《姜白石词编年笺校》等。另有《夏承焘词集》。”夏承焘教授还与盛弢青选注有《唐宋词选》等。对夏承焘教授的所有著作,王元明早已通读过多遍。对他与盛弢青先生选注的《唐宋词选》的195首词,更能全部背诵。甚至连书中的作者简介、注释和说明也大都能背下来。他又精通诗词格律,已创作500馀首旧体诗词。所以,我们说,王元明是最有希望考取的。
    在河南大学中文系1000馀名莘莘学子中,王元明是唯一一个报考研究生的。
    当时准考证上写的是考4门功课,第一门课考的是外语,第二门是政治,第三门是古代文论,第四门是宋词。政治、古代文论、宋词这三门课,王元明都有把握考好,最没把握的是外语。王元明上高中时,中苏关系友好,所以开设的是《俄语》。王元明自幼喜爱《语文》,不喜欢《算术》。在本村翟泉完小上初小(小学1年级--4年级)时,他的《语文》成绩每期都是100分或98分、99分;但算术却大多是60、70多分。那时,在每天下午上完第二节课后是课外活动时间。这时,校学生会的学习部长和学习委员便会到班里对几名同学进行抽考。如果是抽考《语文》,王元明不怕,总是在座位上坐得直直的,希望能抽考到他。但如果是抽考《算术》,他便会被吓得钻到桌子底下,不让校学生会学习部长和学习委员看见他。但如果真的是抽考到他,人家也会把他从桌子底下拉出来。因为是临时抽考,突然袭击,王元明的《算术》成绩最多是60分、70分,有时甚至是不及格。
    在初小升高小(小学5年级--6年级为高小)时,虽然王元明考上了,但是却名列倒数第二名,差一点名落孙山。他沾光就沾《语文》成绩好的光,而吃亏就吃《算术》成绩差的亏。上小学五年级时,校教导主任刘子龙老师对他说:“你这样偏科可不行呀!初小升高小的考试还比较容易,被淘汰的学生还比较少。到你小学毕业升初中时,十几个小学毕业生中才能有一个人被录取,可难啦。所以,你一定要全面发展,可不敢再像以前那样偏科了。”
    “灯不拨不亮。”刘老师的话,像拨灯芯一样,顿时拨亮了王元明幼小的心。于是,从小学五年级开始,他便开始重视对各门功课的学习,顿时总成绩急剧飞升,成了年级和全校学习成绩极为突出的学生。不久,他光荣地加入了少先队,并被选为校少先大队委员,校学生会文体部长。此后,一直到高中毕业,他的《语文》成绩始终保持着绝对的优势,但政治、历史、地理和数理化成绩也相当优秀,然而他的外语成绩却一直在中等(70分左右)和良好(80分左右)中间徘徊。当然,这是有原因的。因为那时候(1958--1960年)全国中学刚刚开设外语课,要求普遍不高;加上高考时外语不算正式成绩,只列入参考成绩。如你报考全国一类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或外国语学院,那么外语必须达到一定的分数线;达到外语录取分数线之后,便按《政治》、《语文》及历史、地理或数理化成绩总分的排名先后进行录取。如你报考的是全国二类(一般本科大学)、三类(大专)院校,则录取时根本不看外语成绩,即外语不算分。所以,从一开始王元明就对外语不大重视,再加上他没有上高三,比高三应届毕业生少学一年,是从高二直接考入河南大学的,所以外语水平自然是比较差的。到河南大学中文系就读时,学校在他们一、二年级虽然也开设了外语课,但属于公共必修课,属于中文系专业之外的辅修课,绝大多数同学都对外语课不大重视,只求“及格”了事。再说,当时的河南大学名曰开封师范学院,重点是为全省中学培养教师的。学生毕业之后,绝大多数被分配到全省各地中学做教师,只有极少数会被分配到党政机关或报社的。学生一入校,学校便对他们进行专业思想教育,目的是让每个学生牢固树立一辈子“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一辈子甘心情愿做教师的观念,不能做转业的非非之想。谁稍有异想,便会被扣上“专业思想不巩固”的帽子,算成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既然是这样,不能出省,更不能出国,当时国家也没有报考研究生,那么,对于将来要作为一个中学语文教师的他们来说,学习外语又有多大用处呢?与其说在学外语上耗费大量的时间,倒不如说把这些时间用到自己的本专业(中文)上。所以,到大三时,外语课由公共必修课变成公共选修课,由于报名的人数太少(只有几个人),连一个小班也开不起来,中文系便把这门外语课给取消了。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外语会对王元明报考研究生这么有用处。当时,王元明不知从哪里听到一个谎信,说是“外语”排在研究生考试的第一门课,考完后老师先改外语试卷,如果外语成绩不合格,就不用看其他试卷的成绩了。于是,他想留级一年,好突击复习外语。当时学校规定,留级的条件有两条:一是旷课2周,一是请假6周。王元明便想以请假6周的理由来留级。他的一个同学叫华清泉,是601班的,洛阳市汝阳县人。这时因事要回家,便在洛阳市给王元明发了一封假电报,以王元明的大姐王香珍的名义,谎称父亲有病,让王元明速回。王元明在河大接到电报,便向班长王守训递交了请假条,经年级长和中文系副主任批准后回到洛阳。他连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便从洛阳乘坐长途汽车来到汝阳县一中。华清泉有个高中同学叫文正君,外语水平很高,从汝阳县一中毕业后留校教外语。王元明就住在文正君的房间里。文正君不仅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怀王元明,而且一有空便辅导王元明的外语学习。从此,王元明便和文正君结下了终生不渝的友谊。文正君后为汝阳一高(原汝阳县一中)书记兼校长、汝阳县广播事业局局长、汝阳县委党校副校长、副教授。著有《人口论》、《我的父亲》等书。文正君为人正直,文采丰瞻,为汝阳县德高望重的才子。王元明曾有《清平乐》二词称颂之。

清平乐(依李煜“别来春半”体)
文正君兄赞二首其一

        正人君子,马首瞻文氏。刚直不阿群众喜,怒斥贪官污吏。   本行专业精通,为官两袖清风。一座口碑南立,外方难比高丰①。
〔注〕①外方:指外方山。在汝阳县境内。
其二
高山仰止,流水低如此。磊落光明人道是:“独一正君无二!”
  校园桃李春风,心中星月晴空。熟背唐诗三百,童颜一笑尤红。
    按学校规定,学生一次请假最多不能超过两周。王元明又给班长王守训写了两次信,续假一个月。最后两周,王元明告别文正君先生,来到他同班同学蔡瑞卿的老家----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南河渡公社蔡沟村。蔡瑞卿的父亲是大队党支部书记,擅长书法。继母是家庭妇女,善良贤惠。他们对待王元明,胜于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使王元明终生难忘。王元明有《少年游》二词回忆这段难忘的生活。
少年游(依柳永“参差烟树”体)
忆一九六三年寄宿蔡瑞卿兄巩县老家二首其一

滔滔洛水向东流,忆昔蔡沟游。胸怀异志,暂居窑洞,寄宿达双周。  匆匆四十馀年过,二老葬邙丘。梦里频频,催吾努力,快上最高楼。
其二
洛河日夜不停流,忆昔少年游。蔡沟寄宿,两周虽短,印象一生留。  
胜于亲子精心护,二老大恩稠。晖似三春寸心将报,宏愿一朝酬①。
   〔注〕①晖似三句:唐孟郊《游子吟》诗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请假一个半月期满后,王元明回到学校,找中文系副主任向天一先生销假,并要求留级。向主任却笑着对王元明说:“别的同学旷课两周,请假六周可以留级,但你不行。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是咱们全系、咱们全校唯一敢于报考研究生的学生。这样吧,马上就要进行期末考试了,你假如有两门主课成绩不及格的话才可以留级。”
    要说王元明想让两门主课考不及格,那不是太容易了。原本会答的题故意不答,或故意答错,不就行了吗?但王元明却错误地想到:“现在系里的老师和同学们都知道我过去学习成绩好,又报考了研究生,如果因考试两门不及格而留级,那不太丢人了吗?老师和同学们该怎样嘲笑自己呢?‘看!王元明考试两门主课都不及格,还报考研究生呢!’”于是他又想:干脆,我也不用心复习了,一般地翻翻书,能考多少算多少吧。真的两门主课考不及格,能留级更好;如果不能考两门不及格,不能留级的话,也只好听天由命了。结果考试成绩一出来,几门主课的成绩基本上都是优秀,只有一门外语是良好,副课(考察课)也全部合格。一天,向天一主任专门把王元明叫到他的办公室,面带十分善意的笑容,亲切地对王元明说:“你看你的考试成绩这么好,怎么能留级呢?你还是随着你们年级应届毕业吧。我知道你已经报考了研究生,祝你成功!”
    就是这一念之差,王元明没有实现它预定的留级的计划。到研究生考试之前,他又决定不去参加考试了。这又是为什么呢?王元明有他的想法:他想一次考取,如果因为外语成绩达不到分数线的话,其他三门课程考得再好也是白费。如果考不上的话,不光是自己的脸上无光,也辜负了钱天起校长、李嘉言主任、高文教授、华锺彦教授、万曼教授以及许多同学好友的期望。他准备毕业之后,再准备一年两年,把外语学好,好保证一次考取。他和钱天起校长谈了自己的想法,钱校长居然同意了。你猜为什么?原来钱天起校长已经和中文系李嘉言主任、高文、华锺彦副主任商量好了,从64届毕业生中选出5个同学留校任教,王元明是第一个。如果王元明报杭州大学夏承焘教授的研究生真的考上了,毕业后由国家教育部统一分配,可能会留到杭州大学任教或搞研究,或者被分配到其他大学去,很少有机会再回到河大来。像王元明这样出类拔萃的人才不能留在河大,眼睁睁地从眼前流入其他大学,岂不是太可惜了吗?
    1964年7月,王元明自河南大学中文系毕业,。正如《“天才诗人”王元明》一文所写的:
    本来被排在留校学生第一名的王元明,却因为中文系的党政之争而成了可怜的牺牲品。
……
    在毕业生分配方案正式公布之前,一位同学在郑州见到河南大学中文系主任、著名教授李嘉言,问起他中文系的留校学生。他说:“总共是5个,别的4个我不太熟悉,第一个是王元明同学,只有这个同学我较熟悉。”
    据说,后来在留校学生的问题上,系党总支书记和系主任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甚至达到了拍桌子的程度。当时的河大副校长、著名教授钱天起兼中文系主任,著名教授李嘉言为中文系主任,著名教授高文、华锺彦均为中文系副主任。他们均坚持要王元明留校任教。他们认为:“像王元明这样的好学生不留校,还要留什么人呢?”他们坚持:“只要有一个学生留校,就是王元明!”但系总支书记却坚持要留其他4位同学,坚决不同意王元明留校。最后,几位教授、系主任和系党总支书记拍起了桌子。但在当时,那是只有系党总支书记一个人说话算数的。最后,在原定5名留校学生中,其他4名不动,唯独不让王元明留校,将其分回了他的家乡——洛阳。他进了位于洛阳市郊区关林镇的一所中学——洛阳八中。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王元明被河大的造反派们划定为“白专典型”、“修正主义苗子”。钱天起、李嘉言、高文、华锺彦四位副校长、中文系主任、副主任、著名教授均被打成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钱天起先生含恨自杀,李嘉言先生含恨病故,高文、华锺彦先生被关在牛棚,被轮番批斗。支持王元明留校任教、平时关心王元明、重点教导培养王元明,便成了这4位校、系领导和著名教授的两大罪状。同样,受此牵连的还有著名教授万曼先生,他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后便饮恨自杀。
    事实上,正如《“天才诗人”王元明》一文所说的,王元明出身于下中农家庭。他10岁加入少先队,由于品学兼优,所以入队后不久便担任翟泉完小的少先队大队委员、校学生会文体部长。在中学时,他于14岁加入共青团,曾任班团支部组织委员,并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在河南大学就读期间,他一入校便向年级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后又曾写了几份入党申请书。在大学四年中,他一直担任年级板报《东风报》的主编,他们班的团支部书记蔡瑞卿(后为全国人大办公厅秘书处处长、全国人大图书馆馆长)为美术编辑,一班的铁春茂(后为河南省偃师市实验中学党支部书记)为书法编辑。王元明于1964年9月----1965年7月,按国家规定,到洛阳市郊区白马寺公社白王大队参加劳动锻炼,并于后期参加了“四清”工作队。1965年8月回到八中,担任校工会委员、校教工团支部宣传委员。他一到八中,便向学校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被校党支部确定为重点培养对象。不久,王元明便任校代理团委书记。1969年,他被选为学校及洛阳市郊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参加了洛阳市郊区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73年10月,王元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调入洛阳市委办公室工作,不久便担任洛阳市委书记兼洛阳市市长卢成松的秘书。1979年以后,王元明到洛阳大学、洛阳理工学院任教,多次被评为模范教师,并担任校语文教研室主任。像王元明这样的人,应该在政治上说是“红”吧。
    在业务上,王元明大学四年的各门专业主课大都是优秀,副课也都是合格。在大学就读的四年中,他除了优秀地完成学业外,利用课馀时间,创作了1000馀首新诗,100馀首歌词,500馀首旧体诗词。还撰写了4部学术著作:1.《杜诗试译》(12万字);2.《陶潜新论》(16万字);3.《苏辛农村词译析》;4.《宋词的爱国主义传统论稿》(18万字)。这4部学术著作总计59万字。他创作的《雷锋大合唱》歌词,由河南大学音乐系教教授张斌、张书绅等作曲,由开封市少儿合唱团演唱,曾在开封市多次演出,并被河南省广播电台录制,长期播放。现在大学本科毕业生在毕业前所撰写的一篇毕业论文,要求不过是5000字左右;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不过是3--5万字;博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不过是5万字以上。王元明一个人的4部著作竟多达49万字,相当于近12个博士生所写的博士论文。这些应该在业务上说是“专”吧。
    就大学毕业以后的事实来说,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教学上,他从中学到大学,学期教学业务考核都是优秀,并多次荣获教学优秀奖、优秀教师奖。他的崇高的品格、渊博的学识和教法的优秀、灵活及富有创造性,博得了广大学生的赞颂。时隔20馀年,他的学生----洛阳大学师范学院80届2班毕业生赵新东同学(现任洛阳市瀍河区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在赠给王元明的题词本上写道:“弹指间,两年学生生涯(王元明任该班班主任及语文教师以年半)已离我很遥远,但那段岁月却是我记忆中最珍贵的片段。他记录着我成长、成熟的点滴,在我心里永远留下青春的痕迹。很庆幸,两年的学习是在您的教导和培养下度过的。你的才学令我敬仰,让我在今天还忍不住向外人吹嘘;您的教诲时时萦绕在耳旁,不断提醒我怎样去做人、做事;您文学写作的能力和坚韧,永远是我效仿的榜样和进步的动力。 
    “步入中年的我,没有辜负您的希望,在平凡的岗位上也做出了一点成绩。一个个日月升起又落下,一届届学生走来又离去。在这薄薄的纸上,作为学生的我无法献上鲜花和美酒,但心中有一首歌,祝您一生喜乐安康!桃李满天!”
    该班团支部书记寇亚丽(现为洛阳市单晶硅厂小学教师)在题词本上写道:
赠王元明老师
老师,
您的学识,
您的成就,
您的勤奋,
您的钻研精神,
您的雄心壮志,
您对理想的执着追求,
实在是可敬可佩,
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您孜孜不倦的挖掘祖国的文化宝藏,
创造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和精神食粮。
您虽年近古稀,
却永远健康,精神饱满,精力充沛,
是事业成功的良好基础。
愿您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
称为中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第一人。
有感:
一个人能力有大小,
不管能力大或小,
都要有所追求,
追求人生的最大价值。
追求更高的思想境界,
追求真、善、美。
能力大造福于人类,造福于社会,
造福于国家,造福于家乡。
次之,
可造福于自己的家庭,
造福于周围的人,
或给大家带来快乐。

我班学生多数是教师,
教书育人是我们的责任,
人称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培养新时期的、健康的、
高素质的接班人,
是我们的目标。
引导孩子不做井底之蛙,
要志向远大,志在四方,
走出去,学习好的、优秀的,
先进的东西;
引进来,使我们的祖国,
发展得更快更好。
洛阳理工学院经济系01803班的胡建义同学在学生自备的题词本上写道:
王老师:
听先生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先生的本事令本人佩服。虽然只有半个学期的课,但令我的精神为之一震。这不是套话,而确实是我的真心话。短短人生十八载,从未聆听过这样有味的课。金石良训,受益不尽!……
在此,给予(您)深深的祝愿。
该院0184班学生包军在题词本上写道:
尊敬的王老师;
    您的人品,有口皆碑;您的博才,众口称赞;您的精神,永远饱满。聆听您的课,有种如沐春雨之感。您独道(到)的见解, 总能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华夏文化的博大精深,让您诠释的(得)淋漓尽致。此生遇您,实乃之大幸事!恩师之志高远,学生深感佩服。在此,祝您早日摘取文学殿堂的桂冠!
    一段青春送给您:青春的内涵,是战胜怯懦的勇气,是敢于冒险的精神,而不好逸恶劳。许多60岁的人,反比20岁的人更具上述品质。年岁虽增,但并不衰老。衰老的成因,是放弃了对理想的追求!
愿您永葆事业的青春!
祝您:
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
学生:0180437包军上
(2002年)元月4日
    不仅学生是如此,学校领导对王元明精神的教学和科研方面也是赞颂有加。如该校副校长赵新华,一次悄悄坐在教室后边听王元明教授讲课。课后,他对王元明教授说:“你的课讲得真好!”后来,有一次他在校门口遇见王元明,热情地拉住王元明,对他说了这样一件事:“有一位河北省的学者前些天从新加坡回国,专门到咱们学校要拜访你。他对我说:‘王元明教授在新加坡的名气非常大,著述很多,旧体诗词也写得非常出色,所以我回到中国以后,便专程来到洛阳,一定要亲自见见这位洛阳才子、大名人!’我对他说:‘很遗憾,他现在不在洛阳,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去了。’最后,他只好带着深深的遗憾走了。”洛阳理工学院的前身是洛阳建材工业专科学校,《洛阳建专报》的责任编辑是王务正先生。该报曾多次长篇报道王元明教授的事迹。为此,王务正先生曾亲自去请示徐会方书记。徐书记说:“对王元明教授的宣传,不论宣传多少次都不过分,不论评价得多么高都不过分!”一次,该校经济系主任张国鼎先生也是悄悄地坐在教室后边听王元明教授讲课。这堂课,王元明教授讲的是唐代著名诗人岑参的一首七绝《碛中作》诗:“走马西来欲到天,离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就这样寥寥四句二十八个字、且明白如同白话的一首短诗,王元明竟以独到的见解、精细的考证,旁征博引,一下子讲了两个小时!张国鼎教授和同学们一样听得入迷了。课后,他马上找到王元明教授,十分兴奋地说;“听你的课,简直是一种艺术享受!”一九九八年十月,当王元明教授刚刚写完《中国唐代诗人研究----李白新论》、《中国唐代诗人研究----杜甫新论》、《中国唐代诗人研究----白居易新论》三本书,去向张国鼎主任汇报,张主任极为吃惊地说:“我个人认为,不要说你一下解决了李白、杜甫、白居易唐代这三大诗人的出生地和故乡都在唐代东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了,即使只解决一个诗人的这样的问题,也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了。因为这是一千多年来中外众多学者都急欲解决、但却至今都没能解决的问题呀!”
    综上所述,可知王元明在河南大学就读期间应该算是一个又红又专的极为优秀的学生。大学毕业之后,他同样应该是一个又红又专的极为优秀的教师和学者。但在河南大学,王元明不仅被从应该留校的五人名单中被划掉,而且在毕业一年多时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划定为“白专典型”、“修正主义苗子”。于安澜先生是河南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美术理论家、书法家。一九九二年初夏,他在一首题王元明所著《唐诗名篇新论》的七言古诗中写道:
题(王)元明所著《唐诗名篇新论》
昔年文革住牛棚,   曾闻同学说元明。
喜爱诗歌绝俗好,   朗诵时出金石声。
熟读雕龙如家珍,   功力笃醇众所倾。
运动期间乱扣帽,   险划白专作典型。
我感勤奋锲不舍,   将于学术必有成。
后于游洛始识面,   粹然彦士丰神清。
博览群书素养厚,   每抒卓见广座惊。
近闻专著行问世,   唐诗解析多新颖。
中华名家为作序,   文中推许何真诚。
他日定贵洛阳纸,   一书顿驰五洲名。
           一九九二年初夏  于安澜题于河南大学
    于安澜(1902----1999)。河南滑县人。有《诗学辑要》、《画史丛刊》、《画论丛刊》、《画品丛刊》等多种。他写这首《题(王)元明所著《唐诗名篇新论》》长诗时,已是九十岁的高龄了。该诗的“熟读”句,《雕龙》指的是南朝梁刘勰所撰著的《文心雕龙》(写成在齐末)。于安澜教授听说王元明在河南大学就读时,能全文背诵《文心雕龙》。“运动期间”,即指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中华名家为作序”句,“中华名家”指中华书局总编、全国著名唐代文学研究专家傅璇琮先生。“他日定贵洛阳纸”句,用“洛阳纸贵”典故。《辞海》1999年缩印本释云:“洛阳纸贵  晋左思著《三都赋》成,洛阳豪贵之家,竞相传写,纸价因而昂贵起来。语见《晋书•文苑传》。后人常用以称誉著作风行一时,流传甚广。《孽海花》第二回:‘上海虽繁荣世界,究竟五方杂处,所住的无非江湖名士,即如写字的莫友芝,画画汤壎伯,非不洛阳纸贵,名震一时,总嫌带着江湖气。’”
  “管中窥豹,时见一斑。”(见《晋书•王羲之传》)写到这里,笔者不仅掩卷怃然,感慨系之!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我这里有一本河南师范大学(即今河南大学)在庆祝建校七十周年时,由校科研处所编选的1949----1982年跨度共33年的《科学研究成果目录汇编》。该书所录河南大学中文系教师33年中共发表、出版的论文著作239部或(篇)。其中著作24部,论文215篇。而王元明一个人所发表的论文、著作却是450多部(篇),其中学术著作57部,学术论文300馀篇,还不包括即将出版的著作100多部和大量的学术论文。一个人的学术专著和论文,竟比河南大学中文系所有教师33年的总和还要多,这怎能不令人为之震撼!
  只片面地重视政治上“红”,而业务上却平庸(不“专”),将这些毕业生留校,并加以重用。王元明同届留校的4人中有1人曾任河南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一人曾任校图书馆长、教授。其他二人,一人为一般教授,一人后调出该校为湖北省一所中学的教师。这4个人的专著加起来不过几本、论文也不过数篇而已。和王元明相比,更是“小巫见大巫”了。
  这不能不令人深思,令人感悟:解放前素负盛名的河南大学,解放后却每况愈下,至今仍不能跻身于全国重点大学之列。只重用那些政治上“红”、而业务上却平庸(不“专”)的人留校任教,将像王元明这样又红又专的人才排斥在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吧。
再进一步推想。像这种情况,又何止河南大学一所高校呢?所以,我们可以说,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高等院校的教育质量每况愈下,人才短缺,这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希望国家领导和教育部及各大学的领导同志,能够读读这本书,从中吸取教训。
  王元明曾经反思过,他之所以被从原定5名留学同学的名单中被划掉,大概是只去拜访、请教副校长兼中文系主任钱天起教授,以及中文系主任李嘉言教授和副主任高文教授、华锺彦教授等,而没有去亲近系党总支书记。钱天起校长、李嘉言主任和高文、华锺彦副主任等著名教授,都认识王元明、熟悉王元明,而系党总支书记傅钢却只知道王元明的名字,见面并不认识王元明。王元明当然认识傅刚书记;但即使在路上见面,也只是和其他同学一样,和傅刚书记一般礼节性的打个招呼就过去了。傅刚书记也只是一般地和同学们寒暄一下,应酬一下,从来不曾详细地询问一下每个同学的姓名。因为当时河南大学总共3000多名学生,中文系占三分之一,有1000多名学生。中文系63届共400多人,是历届中学生最多的。王元明是64届的,这一届有6个班,每班30馀人,全年级共200人左右。这么多学生,作为系党总支书记的傅刚,当然不可能对每个同学都能叫出名字来。
  而作为一名普通学生的王元明来说,在校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勤奋好学的王元明,认识他的任课老师,亲近这些任课老师,或亲近主管业务的校系领导(副校长兼中文系主任钱天起教授、中文系主任李嘉言教授等),向他们虚心求教,这应该是无可非议的。作为一名普通学生,又是已入团多年的王元明,当然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在当时,党组织是限制在知识分子中、限制在大学在校学生中发展党员的。在王元明这一届同学中,全年级200名左右同学,4年中仅发展了1个党员,还是一个班长,还是在将近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同学们都知道,他几乎一个月向年级党支部交一份入党申请书或思想汇报。4年下来,光他交给年级党支部的入党申请书和思想汇报,就装满了好几个档案袋。王元明也很想入党,也写了几份入党申请书和思想汇报。他和年级党支部书记岳光鑫关系很好。岳光鑫和王元明是同届同学,原为河南省巩县党委办公室秘书,后调干进入河南大学中文系学习,兼任年级党支部书记。王元明是年级黑板报《东风报》的主编。他办板报就在年级党支部办公室的房间里。岳光鑫书记有时在中文系或全校大会上的发言稿,就是由王元明代为起草的。王元明一看当时是这种形势,便对在大学就读期间入党不抱希望了,只能希望毕业之后到工作单位再争取早日入党,所以他也就没有必要去亲近系党总支书记傅刚了。再说,其实入党或不入党,也并不是留校不留校的必备条件。因为在王元明同届留学的4个同学也并不是在政治上个个都“红”的,其中一个同学作风不正派,后来和学生搞男女关系被开除出校了。
  1964年7月,王元明从河南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回到他的家乡洛阳。据说洛阳市教育局原来是要把王元明分配到省、市重点高中洛一高任教的,但因河南大学毕业分配方案公布太迟,而王元明又是最后一批,到洛阳的时间太晚,所以洛阳市教育局就将其他大学毕业的一名同学分配到洛一高去了,而将之后来报到的王元明分配到了洛阳八中。
  当时的洛阳八中是一所有初中部和高中部的完中。那时洛阳市只有一所重点高中,便是洛一高。有2所重点初中,是洛阳六中(位于洛阳市老城西关,后分为洛阳六中和洛阳三十中)和洛阳八中 (位于洛阳市郊区关林镇)。洛阳八中的初中是市重点中学,高中部仅开办两年时间。按当时国家规定,大学毕业生毕业后的第一年应到工厂或农村参加劳动锻炼。于是,从1964年9月到1965年7月,王元明被分配到洛阳市郊区白马寺公社白王村参加劳动锻炼,与贫下中农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即所谓“三同”)。前半年,他只是参加劳动锻炼;后半年,他被调入“四清”工作队,参加了“四清”运动。1965年7月,他结束了劳动锻炼和“四清”运动的工作,回到洛阳八中。开始从初中一年级教起,任初一丙、丁两班的《语文》课和初一丙班的班主任。
  中学的《语文》课本,学生、教师都有,但教师却还有一本《教学参考书》。学生手中的《语文》课本,只有课文的原文、作者简介、注释和课后的“思考与练习”。而在教师的《教学参考书》上,却有对每一篇课文的“教学要求”、“教学建议”、“课文说明”、“关于思考与练习”、“补充注释”及有关作者及课文的背景资料。其中的“课文说明”部分,把课文的时代背景、诗文的主题、分段结构、内容详析、艺术特点等都已经写得明明白白,“关于思考与练习”则把答案一一列出。如果任课教师懒惰的话,只需要按学校规定的教案格式,把《教学参考书》中以上的内容照搬上去就可以了。给学生们讲授时,只需要背诵教案、照本宣科就行了。王元明是个善于思考的人。他想到:假如我也照这样懒省事地把《教学参考书》上的内容统统照搬到教案上,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地照搬下去,不是成了“传声筒式”的教书匠了吗?这样做下去,倒是怪省事的,但这岂不是在浪费时间、虚耗生命吗?这有什么意义呢?而且,自己的学问又如何长进呢?于是,他每学期从所讲的课文中选出3篇文章进行重点备课和深入研究,搜集大量的参考资料,对这3篇课文重新进行注释、翻译(古诗文)、分析。如果有新的观点,便可以再加以扩展,写成学术论文。这样就可以把教学和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讲授时,由于他不仅掌握了大量的资料,而且又有非常新颖的观点,所以颇受同学们的欢迎和好评。一学期教下来,他不仅优秀地完成了教学任务,而且撰写了3篇学术论文。
  实践证明:王元明这种把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的做法是一个成功的经验。假如我们的中、小学教师们都能够这样做,便会使我们的教学质量大大地提高。就每个教师来说,也可以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和科研水平,不至于直到退休时连一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也写不出来,更没有一本学术专著出版。
  但是,好景不长。王元明在洛阳八中教初一《语文》不到一年时间。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王元明清楚地记得,洛阳市的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是1966年6月8日在原洛阳市委办公室大楼(今洛阳市教委大楼)四层会议室召开的。当时的洛阳市市委书记是吕英。他在传达中央和省委指示后强调说:“这次运动,各单位要在党、团组织领导下开展。在学校里,重点是整那些政治老师、语文老师和历史老师。”所谓党、团组织领导,即各个学校的党委书记或党支部书记,团委书记或团支部书记。洛阳八中没有党支部书记,只有一名副书记,叫张兰英,王元明是校代理团委书记。6月8日的会议,洛阳八中就是张兰英和王元明一起去参加的。张兰英和王元明回到八中之后,传达了市委的指示,开始在各班选举成立班文革小组,在学校成立校文革委员会。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便在洛阳八中展开了。
  不久,学校全面停课,开展师生全国大串联。直到1968年,学校才成立革命委员会。1969年学校复课闹革命后,王元明除担任校革委会副主任外,还担任校教革组组长和一个连(即年级)的指导员、一个排(即班)的辅导员(即班主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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