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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现代国学大师——(五)九十年代:晚年前期,攀登高峰(上) 发表日期:2011-06-28
作  者:王元明出处:原创浏览2159次,读者评论0条论坛回复0条
现代国学大师——(五)九十年代:晚年前期,攀登高峰(上)
文/王元明
2011年06月28日,星期二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即王元明48-58岁之间,姑且算作“晚年前期”吧。
  在这十年间,王元明先生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并出版了8本著作:1.《洛阳翟泉王氏家谱》(1992年3月);2.《唐诗名篇新论》(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2年3月第1版);3.《杜康酒史话》(广东花城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4.《中日友好千家诗》(上海学林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5.《古典诗词名篇欣赏》(国际汉诗协会、新加坡宣和文物联合出版,1999年10月第1版);6.《中国唐代诗人研究——李白新论》(新加坡新社2000年3月第1版);7.《中国唐代诗人研究——杜甫新论》(新加坡新社2000年3月第1版);8.《中国唐代诗人研究——白居易新论》(新加坡新社2000年3月第1版)。参编的有1.《全唐诗广选新注集评》(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2.《中华文化大辞海》(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校审的有:《历代辞辞典》(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在《李白新论》,《杜甫新论》、《白居易新论》三书的《序》中,美国纽约90岁的著名诗人林兰甫先生写道:
  宋人张载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余以为,于有疑处解之,人常能之;于不疑处解之,人鲜能之。于有疑能解之,方是学问家;于不疑处解之,应是大学问家。王元明先生不仅能于众人有疑之李白、白居易的出生地及故乡诸问题謋然解之,而且能于众人均无疑处的杜甫出生地及故乡诸问题騞然解之,此诚凌越前人之处也。余以为此乃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的一个重大突破,亦可谓二十世纪学术界的一项重大成果!在中国及国际学术界,唐诗一直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最热点,其研究者之多及水平之高,可以喻之为青藏高原;而王元明先生《三论》(按:指《李白新论》、《杜甫新论》、《白居易新论》)的出版,则无疑可以喻之为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之巅!
  《唐代文选》(上、中、下三册)一书系由南京师大孙望教授和郁贤皓教授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责任编辑是吴伟斌先生。1990年10月,王元明接到吴伟斌先生发来的约稿信,信中问王元明是否能够承担为《唐代文选》撰稿的任务,能承担多少任务?王元明回信说:“可以承担为《唐代文选》撰稿的任务。”至于能承担多少任务,王元明回信说的是:“多少均可,难易均可。”
  《唐代文选》分上、中、下三册,共收唐文290馀篇,189.9万字。有不少文章是从来没有人标点、注释过的。其高难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我敢说,在现今中国,敢说“多少均可,难易均可”这8个字的人,除了王元明先生之外,你找不出第二个人!
  吴伟斌先生接到王元明的回信后,顿时吃了一惊。他想,能够说出“多少均可,难易均可”这8个字的王元明先生,一定是位胡子很长、学问渊博的一位老学者。于是,他给王元明先生回信,分给他三篇文章:李德裕的《欹器赋》、《讨袭回鹘事宜状》、《请问生口取贼计策状》,要求于1990年12月底以前交稿。
  接到吴伟斌先生的信后,王元明一天一篇,三天便完成了任务。但他没有立即给吴伟斌先生寄去,而是直到12月中旬才寄去。吴伟斌先生审阅后,感到非常满意。然而这时吴伟斌手里还有一些文章,因为难度大,或者没有人敢于接受,或者是应约者工作繁忙,不能按期完成任务而退回来的。吴伟斌先生看到王元明能提前交稿,而且质量很高,就估计王元明还能接受一些任务,但却拿不准他能接受几篇任务。于是,他又给王元明写信,一是说来稿质量很高,表示感谢。一是问王元明是否还能再承担一些任务,能承担多少任务,时间是限定三个月内交稿。王元明的回信中,还是那8个字:“多少均可,难易均可”。于是,吴伟斌先生又给他分了7篇任务:1.杨敬之的《华山赋》;2.令狐楚的《刻苏公太守二文记》、3.李德裕的《丹扆六箴》;4.李德裕的《文章论》;5.李德裕的《王言论》;6.令狐楚的《代李仆射谢子恩赐状》其四;7.郑少微的《对文可以经邦策》。王元明接到吴伟斌的信之后,又是一天一篇,七天便完成了任务。这一次,他还是没有马上把稿子寄去,而是提前一个月才寄了出去。吴伟斌先生收到并审阅了稿子后,十分满意,便及时给王元明先生回信表示感谢。这套书共收唐文290馀篇,光是王元明先生一个人就撰写了10篇,占1/29。其中杨敬之的《华山赋》,郁贤皓教授又另约周本淳教授撰写,最后大多采用王元明所撰写的注释,但却只署了周本淳教授一个人的名字。王元明先生宽怀大度,从不计较。吴伟斌先生在排列“注释撰稿人名单”时,故意“按姓氏笔画为序”,将王元明排在全书36位注释撰稿人的第1名。但是,直到1991年5月25日以前,吴伟斌先生还没有见过王元明,他非常渴望有一天能亲自见见王元明,好一睹这位敢说出“多少均可,难易均可”这8个字的学者的风采。
  “心想事成。”吴伟斌先生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1991年5月25日--29日,中国首届唐宋诗词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师范大学隆重举行。
  这次大会,是当代著名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和著名唐诗学专家孙望先生生前倡议召开的。会议由南京师范大学和中华书局联会主办。参与协办的单位有江苏教育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中国作协江南分会、扬州师范学院等。大会还得到了王宽诚教育基金会等单位的赞助。……80馀名海内外(包括美国、法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香港和大陆各省市)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学术交流,畅所欲言,大会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中国首届唐宋诗词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由秦寰明执笔撰写,载于《中国首届唐宋诗词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第680页)。
  5月24日,是大会代表报到的时间。吴伟斌先生早已从郁贤皓教授那里听说王元明要来参加会议,便于当天上午到大会报到处查询王元明来了没有,上午没有查到王元明的名字;下午3点多,他又到报到处查询。报到处的同志告诉他:王元明刚才已经报了到,现在已经到房间了。吴伟斌先生听后,立即到二楼的房间里去找王元明。王元明的房间可以安排2个人住宿,当时另一个人还没来,所以房间里只有王元明一人在。吴伟斌先生学术先敲门,王元明说:“请进。”吴伟斌先生问:“洛阳的王元明先生在吗?”王元明说:“在,我就是。”吴伟斌仍不相信,满脸疑惑地问:“你就是王元明先生?”王元明说:“我就是。”吴伟斌先生又进一步问:“你真是王元明先生吗?”王元明肯定地回答说:“我真是王元明。”这一下,吴伟斌先生才放心了,他笑着对王元明说:“我为什么一再问你是不是王元明先生呢?因为我不相信你会这么年轻。在我的想像中,能够两次说出‘多少均可,难易均可’的人,一定是一位满头白发、胡子大长的老学者,哪敢相信你竟然是这么年轻!”
  坐下来之后,吴伟斌先生问王元明带来了什么论文。王元明说:“本来想向大会提交5篇论文:1.《王之焕<凉州词>(二首其一)新探》;2.《李白<蜀道难>新探》;3.《<长恨歌>女娲主题说》;4.《白居易<花非花>诗主题新解》;5.《贾岛<渡桑干>诗新考》。但是打印不出来,所以只带了前3篇。”接着,王元明简单地向吴伟斌介绍了每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吴伟斌都极表赞同。听完王元明的介绍后,吴伟斌先生问:“你这些论文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过没有?”王元明说:“没有。”吴伟斌先生又问:“你的这些论文能否尽快在报刊上发表?”王元明回答说:“要说尽快发表,只能在我们学校的学报上发表。可是,我们学校的学报也不面向全国公开发行。”吴伟斌先生说:“我为什么这样问你呢?因为现在国内有些老学者的品质很差。他们的脑子已经僵化了,写不出新东西来,就剽窃别人的。有的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在他所带的研究生写的文章挂上自己的名字(当然是还要挂在前面)拿去发表;甚至更恶劣的是,干脆只署上他一个人的名字拿去发表。你这几篇论文,都是重量级的文章,你如果不能尽快地在面向全国发行的报刊上发表出来,我担心会被有些品质不好的老专家剽窃去。”王元明听到这里才彻底明白吴伟斌先生的好意。不过,他并不担心,只是笑着对吴伟斌先生说:“我不怕他们剽窃。即使他们把我3篇论文都剽窃去,我也不怕。因为我已经写好的像这样的论文多得是。而且,我每天还在不断地写作新的论文,我要解决的问题还多着呢。”听了王元明的话之后,吴伟斌先生更是打心里佩服王元明。从此以后,他和王元明成了一对好朋友。
  这次大会之后,由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编选了《中国首届唐宋诗词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交由江苏教育出版社于1994年8月出版,责任编辑是吴伟斌先生。这本论文集共收录论文49篇,王元明的《王之涣<凉州词>新探》一文被录用,排在第三篇(见该书第29--34页)。前面两篇是中国南京师范大学张采民的《略论初唐宫廷诗》和中国兰州大学魏明安的《张说斠议(上)》。
  王元明的《王之涣<凉州词>新探》一文,原文共18000字,分四部分:一、诗题。二、异文。三、作年。四、主题。限于篇幅,《中国首届唐宋诗词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一书只选录了前面部分,即:一、诗题。二、异文。这篇论文后收入王元明的论文集《唐诗名篇新论》一书中,题为《王之涣<凉州词>(二首其一)新探》。现将这篇论文的全文录于次,以便读者能真正了解王元明先生学术研究的深厚功力和高超的水平(见《唐诗名篇新论》第68--93页)。

  王之涣《凉州词》(二首其一)新探

  王之涣的《凉州词》(二首其一“黄河直上白云间”)曾被王世懋、王士祯等人推为唐代七绝诗的压卷之作,故历来为人们所乐于吟咏。与此同时,人们对诗中一些问题的讨论也颇为热烈。仅建国以来,在各种报刊、书籍中有关这首诗的讨论及鉴赏文章竟多达百馀篇。但直到现在,有关这首诗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有关这首诗的主题,均尚未得出圆满的结论,故有重新探讨之必要。
  一、诗 题
    王之涣的《凉州词》二首最早见于唐芮挺章所编的《国秀集》卷下,原题《凉州词》,共两首:

  一片孤城万仞山,黄河直上白云间。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光不度玉门关。

  单于北望拂云堆,杀马登坛祭几回。
  汉家天子今神武,不肯和亲归去来。
  宋《文苑英华》卷一九七题作《出塞》,又卷二九九题作《凉州》。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十六题作《出塞》,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二、《全唐诗》卷十八同。《全唐诗》卷二百五十三又题作《凉州词》。
  其实这些都不是王之涣这两首诗的题目。接王之涣《凉州词》二首其一原来的题目应为《度玉门关听吹笛》。此有高适《和王七<度玉门关听吹笛>》诗可证。高诗云:

  胡人吹笛戍楼间,楼上萧条海月闲。
  借问《落梅》凡几曲,从风一夜满关山。
  诗题中的“王七”,应指王之涣。其一,高适和王之涣早就相识,且极为友善,经常互相唱和。高适有《蓟门不遇王之涣郭密之因以留赠》诗:“适远登蓟丘,兹晨独骚屑。贤交不可见,吾愿终难说。迢递千里游,羁离十年别。才华仰清兴,功业嗟芳节。旷荡阻云海,萧条带风雪。逢时事多谬,失路心弥折。行矣勿重陈,怀君但愁绝。”周勋初《高适年谱》将这首诗定为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所作。高适时年三十四岁,王之涣四十六岁。由诗中“羁离十年别”句可知,早在开元十一年(723年)之前二人即已结交。唐薛用弱《集异记》卷二云:“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焕之(按:应为王之涣)齐名。时风尘未偶,而游处略同。”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第三云:“(王之涣)与王昌龄、高适、畅当(按:疑为畅诸)忘形尔汝。”白居易《故滁州刺史赠刑部尚书荥阳郑公(旷)墓志铭并序》云:“公(按:指郑旷)尤善五言诗,与王昌龄、王之涣、崔国辅辈联唱迭和,名动一时。”其中当亦有高适。其二,高适《和王七<度玉门关听吹笛>》诗与王之涣《凉州词》二首同被选入《国秀集》卷下,且紧相接连,中间只隔王羡门《都中闲居》一诗。二诗用韵同属删韵,且“间”、“山”韵字亦同。岑仲勉先生《唐人行第录》云:“又王七之涣,字季陵,天宝元年终文安县尉,年五十五,有誌,见拙著《续贞石证史》。《全诗》三函高适四《和王七<听玉门关吹笛>》:‘胡人吹笛戍楼间,楼上萧条海月闲。借问《落梅》凡几曲,从风一夜满关山。’押间、山二韵同之焕诗。余认为此王七即之焕。高此诗,《全诗》七函九又收宋济,当误。”其三,王之涣诗中的《杨柳》,即《折杨柳》。高适《和王七<度玉门关听吹笛>》诗中的《落梅》,即《落梅花》。《折杨柳》与《落梅花》均为古笛曲名。宋吴幵《优古堂诗话》云:“《乐府杂录》载:笛者,羌乐也。古曲有《落梅花》、《折杨柳》。”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所引与此基本相同。李白《春夜洛城闻笛》诗云:“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又《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诗云:“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王之涣《凉州词》二首其一中云《折柳》,高适《和王七<度玉门关听吹笛>》诗和以《落梅花》,极为贴切。由此可见,“王七”即王之涣无疑。
  高适的和诗,唐芮挺章《国秀集》卷下题作《和王七<度玉门关听吹笛>》,明铜活字本《高常侍集》作《塞上听吹笛》,字句也稍异,诗云:“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万首唐人绝句》卷十二同。《全唐诗》卷二百十四作《和王七<玉门关听吹笛>》,又题注云:“一作《塞上闻笛》。”诗后注云:“一作《塞上听吹笛》。”《全唐诗》卷四百七十二又作宋济诗,题作《塞上闻笛》(一作《和王七<度玉门关听吹笛>》)诗云:“胡儿吹笛戍楼间,楼上萧条海月闲。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接《全唐诗》载:“宋济,德宗时人,与杨衡、符载同栖青城。”此显然与王之涣不是同辈,自属误收。按《国秀集》所题《和王七<度玉门关听吹笛>》,“上”字应为“听”字。明铜活字本《高常侍集》作《塞上听吹笛》,《全唐诗》卷二百十四作,和王七<度玉门关听吹笛>》,均有“听”字。如用“上”字,则不仅不通,且使人以为是作者在吹笛,其实高适和诗中已明明指出是“胡人吹笛戍楼间”。用一“听”字,便很清楚地表明是作者在度玉门关时听“胡人吹笛”于“戍楼间”的。明铜活字本《高常侍集》作《塞上听吹笛》,“塞上”二字不切王之涣诗中“春光不度玉门关”的“玉门关”,大概是编者根据诗中“从风一夜满关山”中的“关山”二字臆定的。而《全唐诗》卷二百十四题作《和王七<玉门关听吹笛>》则缺一“度”字。从王之涣诗中“春光不度玉门关”句可知,题中应有“度”字。“春光不度玉门关”既用“度玉门关”四字巧点题目,又用“春光不度”与作者的“度玉门关”恰成对比。所以,高适和诗的题目应为《和王七<度玉门关听吹笛>》,而王之涣《凉州词》二首的题目则应该为《度玉门关听吹笛》。
二、  异   文
  王之涣的《凉州词》(二首)作于开元年间,距今已有一千二百馀年了。其间辗转传抄翻印,自然会有一些异文。弄清这些异文,对于正确理解全诗颇有关系。
  这两首《凉州词》最早载于唐芮挺章所编《国秀集》卷下。《国秀集序》云:“自开元以来,维天宝三载,谴谪荒秽,登纳菁英,可被管弦者都为一集。”这既说明了该书所收作品的时间范围,也说明它的结集编定当在天宝三载(744年)。王之涣卒于天宝元年(742年)二月十四日,该书编定时间距王之涣之卒仅有二年,故应以此为准。但因年代久远,其中讹舛错漏之处也在所难免。如该书序中云:“见在者凡九十人,诗二百二十首。”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六云:“实八十五人,诗二百十一首。”然细检该书,实为八十五人,诗二百八十首。可见我们现在所见之《国秀集》,已非原本,其间自有讹舛错漏之处。即以王之涣这两首所来说,亦复如此。如这两首诗的一、二句顺序均颠倒了,不合唐代七言律绝的平仄格式,因此这两首诗应为:

  黄河直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光不度玉门关。

  杀马登坛祭几回,单于北望拂云堆。
  汉家天子今神武,不肯和亲归去来。
  “黄河”,《文苑英华》卷一九七、卷二九九作“黄沙”,《唐诗纪事》卷二十六、《乐府诗集》卷二十二、《万首唐人绝句》卷十二、《唐才子传》卷三同。《全唐诗》卷十八作“黄砂”。“直上”,《集异记》卷二作“远上”,《万首唐人绝句》卷十二、《全唐诗》卷二百五十三同。“春光”,《集异记》卷二作“春风”,《唐才子传》卷三同。“度”,唐诗纪事》卷二十六作“过”。
  先说“黄河”与“黄砂”(“砂”与“沙”同)。由上可知,诸本多作“黄沙”。对此明确提出异议的,大约最早当属清代的吴乔。其《围炉诗话》云:“《唐诗纪事》王之涣《凉州词》是‘黄沙直上白云间’,坊本作‘黄河远上白云间’。黄河去凉州千里,何得为景?且河岂可言直上白云耶?此类殊不少,何从取证而尽改之!”又叶景葵《卷庵书跋》云“诗句有一字沿讹为后人所忽略者,如《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古今传诵之句也,前见北平图书馆所得铜活字本《万首唐人绝句》,‘黄河’作‘黄沙’,恍然有悟。向诵此诗,即疑‘黄河’两字与下三句皆不贯串,此诗之佳处不知何在!若作‘黄沙’,则第二句‘万仞山’便有意义,而第二联亦字字皆有着落。第一联写出凉州荒凉萧条之象,实为第三句‘怨’字埋根,于是此诗全体灵活矣。”近来持此观点的也不乏其人。如王汝弼先生主张应作“黄沙直上”,认为诗人身在玉门关,极目所见,“只有大风、黄沙、孤城、高山,一片荒凉”,且“玉门关距凉州千馀里;而凉州距黄河又有千里之遥(太夸张!),那么,玉门关距黄河岂止千里”(《读卜冬的<王之涣的《凉州词》>》,见《文学评论》1961年第5期)。刘永济先生《唐人绝句精华》云:“此诗各本皆作‘黄河远上’,惟计有功《唐诗纪事》作‘黄沙直上’。按玉门关在敦煌,离黄河流域甚远,作‘河’非也。且首句写关外之景,但见无际黄沙直与白云相连,已令人生荒远之感。再加第二句写其空旷寥廓,愈觉难堪。乃于此等境界之中忽闻羌笛吹《折杨柳》曲,不能不有‘春风不度玉门关’之怨词。”史铁良先生除坚持以上说法外,又根据自己在玉门关附近的实地观察,认为作者在玉门关根本看不到远距千里的黄河,他亲眼看到的是‘黄沙直上白云间’这‘塞外奇异风光’。

                (1974年)七月八日,星期一 晴……下午
  六点半,我们湖南援藏教师队离开(甘肃)柳园,向敦煌前进。……车行一个小时之后,突然发现一种奇异现象:只见远处一根黄色天柱,直通蓝天,近一些之后,才知道是一股旋风把黄沙直往天上卷,形成一根天柱,四周即尘土不扬。那黄色天柱不断移动,我们的车只好停下来给它让道,只见它横过公路,向远方卷去。

              ----《也谈王之涣的<凉州词>》,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6期

  不同意这种观点的人则占多数,如刘逸生、周啸天、谭优学、程千帆、陈良运等先生。但由于对该诗缺乏全面理解,故理由并不充分,不足以服人。
我以为,“黄河”不应作“黄沙”。在论证这一点之前,首先应弄清王之涣的行止。从本文王之涣《凉州词》二首其一的题目辨证来说,可知作者是一定到过玉门关的,而且曾西出于玉门关之外。其次再说一下我的理由,计有六条:
  一、从诗选版本上来说。王之涣的《凉州词》二首最早见于唐芮挺章《国秀集》。《国秀集》是在王之涣死后仅两年即编定的,故应可信。唐薛用弱《集异记》亦作“黄河”。直到宋初李昉等《文苑英华》始作“黄沙”,当系传本之误。
  二、“黄河”作“黄沙”当系形近传抄之误。“河”、“沙”二字,偏旁相同;“可”,“少”字形相近。特别是草书体,更为相近。
  三、从唐代诗人的作品来看。黄河虽距玉门关千里之遥,站在玉门关上并不能望见黄河,但却并不是不能这样写。这里作者写的正是遥望之中的想像之景,并非实际眼前所见之景。这样的例子在唐诗中是不胜枚举的。如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四云:“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这二句是倒装句,按顺次应为作者站在“孤城玉门关“遥望”“青海长云暗雪山”。青海和玉门关也是相距千馀里,青海和黄河源相距不太远,地望相同。王昌龄能这样写,王之涣怎么不能这样写?而且,王昌龄比王之涣小十岁,二人关系极好,经常在一起互相唱和,自然可以互相学习。
  四、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诗也是用此写法。诗云:“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穿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作者站在鹳雀楼上,自然是看不到千里之外的“黄河入海流”的景象的。显然,这是作者遥望之中的想像之景。《登鹳雀楼》诗能这样写,《凉州词》二首其一为什么不能这样写呢?且由此可证,“黄河直上白云间”写的定是作者遥望之中的想像之景无疑。
  五、从王之涣的游止来看。“黄河直上白云间”这种景象,虽然作者站在玉门关外用眼是看不到的,但作者却能于遥望中想像得到。这种景象,并非作者凭空想象,而是作者过去曾经亲自目睹过的。实际上,这种景象是一般见过黄河的人都可以看到的:你只要站在黄河岸边,不论是向上游望,抑或是向下游望,在远方水天相接之处,不正是“黄河直上白云间”的景象吗?王之涣家居绛州(今山西省新绛县),距黄河不远。从“夹河数千里,籍其高风;在家十五年,食其旧德”(见唐靳能撰《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中可知,他在闲居期间曾沿着黄河作过数千里的漫游。既如此,他大约到过黄河入海处,也到过黄河源头。这样,他一定是不知多少次地看到过“黄河直上白云间”的景象的。“黄河直上白云间”,是他向黄河上游看;“黄河入海流”,是他向黄河下游看。比王之涣小十几岁的李白写道:“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诗)此则将两种景象同时写出,不过将“黄河直上白云间”翻新为“黄河之水天上来”而已。刘禹锡《浪淘沙》云:“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也是写这种景象。首二句写黄河自上(天涯)向下流,三、四句写自下而上(银河)流。李、刘二诗均可作为王诗的佐证。
  六、从意境上说。“黄沙直上白云间”写的是一种突兀之景,虽然这种景象是边塞特异之景,自有一种奇异之美,但在这里却并不切合。从高适《和王七<度玉门关上吹笛>》诗中“楼上萧条海月闲”、“从风一夜满关山”可知,王之涣诗中所写的也是月夜中听“胡人吹笛”。那么,如果是“黄沙直上白云间”,则必然是近景,如果太远,也就看不见了。但“黄沙直上白云间”,便是一片昏暗,那就不能再看到“一片孤城万仞山”的景象了。而且首句“黄沙直上白云间”是近景,次句“一片孤城万仞山”也是近景,这自然不妥。而“黄河远上白云间”则是远景,与“一片孤城万仞山”的近景恰成对比。再者,意义还远远不仅在此。从立意来说,作者首二句是要用如椽大笔,勾勒出祖国山河的壮丽图画。写河,自然要写黄河。特别是作为生长在黄河之滨、又沿着黄河漫游数千里的诗人来说,更是要写黄河。同时,作者又是一位“慷慨有大略,倜傥有异才”(见唐靳能撰《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的诗人,自然爱“穷千里目”,写出极为壮阔之景。作者既然曾多次看到过“黄河直上白云间”的奇伟景象,所以当他站在玉门关外乘着月光向玉门关内极目遥望之时,自然要写黄河,自然在眼前会浮现出“黄河直上白云间”的奇伟景象。且首句“黄河直上白云间”写作者极目遥望的想象之景,次句“一片孤城万仞山”写作者近望亲见之景。首句为虚,虚中有实;次句为实,实中有虚,虚实相映,并以实为主,以虚为宾,借宾衬主,借宾定主,益显景象之壮阔。作者正是以“黄河”、“万仞山”来代表祖国河山的壮美,疆域的辽阔,以为下文铺垫。
  次说“直上”与“远上”。不管是“黄河”或是“黄沙”,用“远上”均不如用“直上”。这是因为,用“直上”既是真实之景,又是奇异之景。其次,从版本上来看,《国秀集》作“直上”,《乐府诗集》、《唐诗纪事》同。“直”作“远”,亦当为传本之误。且“直”与“远”二字草书体形近,自易舛误。
  再说“春光”与“春风”。《国秀集》卷下作“春光”,《文苑英华》卷一九七、卷二九九,《唐诗纪事》卷二十六,《乐府诗集》卷二十二,《全唐诗》卷十八、卷二百五十三均同,仅《集异记》卷二、《唐才子传》卷三作“春风”。从版本上说,自应以《国秀集》为准,且诸本多作“春光”。实际上,这里的“春光”系用唐玄宗“春光好”的典故:
  羯鼓出外夷,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其音主太族一均,龟兹部、高昌部、疏勒部、天竺部皆用之,次在都昙鼓、答腊鼓之下,鸡娄鼓之上。(壴桑)如漆桶,下以小牙床承之。击用两杖,其声焦杀鸣烈,尤宜促曲急破,作战杖连碎之声,又宜高楼晚景,明月清风,破空透远,特异众乐。杖用黄檀、狗骨、花楸等木,须至乾紧,绝湿气,而复柔腻;乾取发越响亮,腻取战袅健举。棬用刚(钢)铁,铁当精练。棬当至匀。若不刚,则应绦高下,搊捩不停;不匀,即鼓面缓急,若琴徽之(先+女)病矣。诸曲调如太族曲、色俱腾、乞婆娑、曜日光等九十二曲名,元(玄)宗所制。上(指唐玄宗)洞晓音律,由之天纵,凡是丝管,必造其妙。若制作诸曲,随意即成。不立章度,取适短长,应指散声,皆中点拍;至于清浊变转,律吕呼召,君臣事物,迭相制使,虽古之夔、旷,不能过也。尤爱羯鼓、玉笛,常云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为比。尝遇二月初,诘旦巾栉方毕,时当宿雨初晴,景色明丽,小殿内庭,柳、杏将吐,睹而叹曰:“对此景物,岂得不为他判断之乎!”左右相目,将命备酒,独高力士遣取羯鼓。上旋命之临轩纵击一曲,曲名《春光好》。神思自得。及顾柳、杏,皆已发柝。上指而笑谓嫔御曰:“此一事不唤我作天公,可乎?”嫔御侍官,皆呼万岁。(下略)
                                  -----唐•南卓《羯鼓录》

  王之涣《凉州词》二首其一“春光不度玉门关”中的“春光”即用此典,既指《春光好》之羯鼓曲,又以“春光”明指自然春光,暗喻唐玄宗的恩泽。至于“春光不度玉门关”句的具体含义,将于下文论及。由此可知,此应作“春光”者是。
  最后再说“度”与“过”。从版本上来说,《国秀集》卷下作“度”,《集异记》卷二《《文苑英华》卷一九七、卷二九九,《乐府诗集》卷二十二,《唐才子传》卷三,《全唐诗》卷十八、卷二百五十三均同。唯《唐诗纪事》卷二十六作“过”。据此,自应以《国秀集》及诸本为准。其次,王之涣此诗原题既作《度玉门关听吹笛》,那么自应以“度”点题为宜。在此,不论是“春光”,抑或是“春风”,用“度”均比“过”好。如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诗云:“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渡”通“度”)李白《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三、  作 年
  关于这首诗的作年,诸本均无论及。其实,弄清这一问题,对于诠释诗的主题颇有关系。根据现有资料,很难确定这首诗的具体作年,但大体上可以确定为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至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之间所作。其据有四:
  一、按王之涣这首诗最早被选入《国秀集》,其《国秀集序》云:“自开元以来,维天宝三载,谴谪芜秽,登纳菁英,可被管弦者都为一集。”王之涣卒于天宝元年(742年)二月十四日,可知该诗自当作于开元年间,故能被选入《国秀集》中。
  二、按靳能撰《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云:“(王之涣)幼而聪明,秀发颖晤。不盈弱冠,则究文章之精;未及壮年,已穷经籍之奥。以门子调补冀州衡水主簿。气高于时,量过于众。异毛义捧檄之色,悲不逮亲;均陶潜屈腰之耻,勇于解印。会有诬人交构,公(指王之涣)因拂衣去官,遂优游青山,灭裂黄绶。夹河数千里,籍其高风;在家十五年,食其旧德。雅淡珪爵,酷嗜闲放。密亲懿交,恻公井渫,劝以入仕,久而乃从,复补文安郡文安县尉。”根据我的考证,王之涣当于开元十二年(724年)“以门子调补冀州衡水主簿”,时年三十七岁。因王之涣性情耿介,有如陶潜,适逢有“诬人交构”,故遂效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拂衣去官”。自此至开元二十七年(739年)之前,其间恰为十五年,他一直未任官职。除有时在家闲居外,绝大部分时间在外游历。其间,他曾经自黄河入海处一直沿河溯游,直至黄河源头。至于他西游远至何处,已不可祥知。但据《凉州词》二首其一的原题《度玉门关听吹笛》可知,他至少到过玉门关之外。到开元二十七年(739年),王之涣在亲友的屡劝之下复出仕,补文安郡文安县尉,时年五十二岁。由于他“在职以清白著,理人以公平称”,故任期三年将满之时,大概有人向朝廷推荐,“方将遐陟庙堂”,然而“天不与善,国用丧贤”,不幸于“天宝元年(742年)二月十四日遘疾,终于官舍”。可见他在开元二十七年之后不会再有西游之举。那么,他的这首诗也就只能是作于开元十二年(724年)至开元二十七年(739年)之间。
  三、唐薛用弱《集异记》卷二又载有王之涣与王昌龄、高适于“旗亭画壁”的故事:
  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原作“王涣之”,今悉改正为“王之涣”,下同)齐名。时风尘未偶,而游处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诗人共诣旗亭,贳酒小饮。忽有梨园伶官十数人,登楼会宴。三诗人因避席隈映,拥炉火以观焉。俄有妙妓四辈,寻续而至。奢华艳曳,都冶颇极。旋则奏乐,皆当时之名部也。昌龄等私相约曰:“我辈各擅诗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观诸伶所讴,若诗入歌词之多者,则为优矣。”俄而一伶拊节而唱,乃曰:“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昌龄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伶讴之曰:“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适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伶讴曰:“奉帚平明金殿开,强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昌龄则又引手画壁曰:“二绝句。”之焕自以得名已久,因谓诸人曰:“此辈皆潦倒乐官,所唱皆《巴人》、《下俚》之词耳,岂《阳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吾即终身不敢与子争衡矣。脱是吾诗,子等当须列拜床下,奉吾为师。”因欢笑而俟之。须臾,次至双鬟发声,则曰:“黄沙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之焕即擨歈二子曰:“田舍奴,我岂妄哉?”因大谐笑。诸伶不喻其故,皆起诣曰:“不知诸郎君何此欢噱?”昌龄等因话其事,诸伶竞拜曰:“俗眼不识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从之,饮醉竟日。
  又《乐府诗集》卷七十九《近代曲辞一•凉州(歌第一)〔六首〕》解题云:“《乐苑》曰:《凉州》,宫调曲。开元中,西凉府都督郭知运进。”据郁贤皓先生《唐刺史考》载:开元四年(716)至九年(721),凉州都督为杨敬述。郭知运于开元九年(721)任凉州都督,并与同年十月卒于出巡途中驿站里。《太平广记》卷三三〇引《广异记》云:“开元中,凉州节度郭知运出巡,去州百里,于驿中暴卒。”《资治通鉴•玄宗开元九年》云:“冬,十月,河西、陇右节度大使郭知运卒。”《新唐书•礼乐十二》云:“开元二十四年,升胡部乐于堂上。而天宝乐曲,皆以边地名,若《凉州》、《伊州》、《甘州》之类。由上可知,《凉州词》的曲子乃开元九年(721年)由郭知运进献于朝廷,于开元二十四年(739年)始用于“堂上”。王之涣的《度玉门关听吹笛》诗既被梨园妙妓所唱,当已被诸《凉州词》曲中,则自应是开元二十四年之后的事。在开元二十四、二十五年时,王昌龄正在长安任校书郎。到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夏、秋间,则已被贬谪岭南。高适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春徵诣长安,应制科试,无成。开元二十四年,在京结交当时名流,与著名书法家张旭、颜真卿等人游。开元二十五年,他仍在长安。到开元二十六年秋,便离开长安回梁、宋一带,其间曾在东都洛阳暂住,可见,“旗亭画壁”之事当在开元二十四(736年)、二十五年(737年)之间。这时,王之涣、王昌龄、高适三人正是“风尘未偶,而游处略同”。谭优学先生《王昌龄行年考》将“旗亭画壁”之事系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前后,周勋初先生《高适年谱》系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大致都是不错的。总上可知,王之涣的这首诗应作于开元十二年(724年)至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之间。
  诗的作年既已大致确定,我们便可据此进一步了解它的时代背景,从而确定它的主题及理解全诗的思想内容。
  要了解本诗写作的时代背景,必须了解有唐以来唐朝与突厥、后突厥之间的关系及其战争史。王之涣《凉州词》二首其二云:“杀马登坛祭几回,单于北望拂云堆。汉家天子今神武,不肯和亲归去来。”“拂云堆”:地名。即拂云祠。又名中受降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乌拉特前旗附近。《唐明皇实录》云:堆上有祠。突厥将入寇,必先祠,祭酹永福,因牧马料兵,候冰合渡河。《读史方舆纪要•陕西•榆林镇》云:拂云堆,即中受降城也。《唐志》:朔方军与突厥以河为界,北厓有拂云祠。突厥入犯,必先谒祷。景龙二年时,突厥悉兵西击,突骑施张,仁愿请乘虚取漠南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绝其南寇路,因以拂云为中城。由此可知,这首诗中所写的“单于”实指“可汗”,是后突厥的首领。
  突厥,中国古代民族名。其先世即战国秦汉时期的丁零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敕勒(其后裔则称铁勒)。突厥的兴起,约在五、六世纪之间,游牧于金山(阿尔泰山)一带。首领姓阿史那,金山形似兜鍪(古代战盔),俗称“突厥”,因以名其部落。初属柔然,为锻工。西魏文帝大统十二年(546年),首领土门击败铁勒,收其众五万馀落。至废帝元年(552年)春正月,阿史那土门自称伊利可汗,正式建立政权于阿尔浑河流域。至木杆可汗(553年--572年)时,突厥政权辖境辽阔,东至辽海(今辽河上游濒海一带)西达西海(今里海,一说威海),南到阿姆河南,北过贝加尔湖。在突厥政权建立不久,土门的弟弟室点密统兵十万,攻占了西域各地,也自立为可汗(562年--576年),号称“十姓部落”。在突厥极为兴盛的木杆可汗和它钵可汗统治时期,北周、北齐等都不得不对突厥采取和亲及妥协政策。至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突厥分为东、西二部,东突厥向隋请和。隋炀帝大业七年(611年),西突厥被其叔射匮击败后东奔长安,投归隋朝。隋末唐初,东突厥在始毕可汗(608--619年)的统治下,势力又强大起来。唐朝立国之后,东突厥不时犯边,甚至进逼到京都长安。唐太宗贞观二年(618年),突厥东部的十个部落叛离突厥,归附于唐。贞观四年(630年),东突厥政权被唐所灭。此后约五十年间,东突厥统一于唐朝。西突厥则在公元628年统叶护可汗死后,分裂为弩失毕和咄陆五姓。在碎叶川西南者属弩失毕五姓,在碎叶川东北者属咄陆五姓。至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唐朝灭亡了西突厥政权,设置了昆陵(在碎叶川东)和蒙池(在碎叶川西)两个都护府。从此,突厥归于灭亡,唐朝出现了大一统的局面。但有唐以来,唐与突厥经常处于时战时和的状态,唐朝则对突厥不时采取和亲政策。
  至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年),居于漠南的突厥贵族骨咄禄又起兵叛唐,占领黑沙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又建立一个突厥政权(史称“后突厥”),自称颉跌利施可汗。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年),骨咄禄死,由默啜继立可汗。默啜不仅派兵征服了邻近各族,并进兵西域,征伐前属突厥诸部中未归属之部,基本上恢复了突厥的原有疆域。《新唐书•突厥传》云:“大抵兵与颉利时略等,地纵广万里;诸蕃悉往听命。”武则天、唐中宗、睿宗时,均对后突厥采取和亲政策。但自唐玄宗继位以后,则拒绝和亲政策,对后突厥的奴隶主复辟政权采取坚决讨伐的方针。《新唐书•突厥传》云:“玄宗立,绝和亲。……(默啜)既年老,愈昏暴,部落怨畔,十姓左五咄陆、右五驽失毕俟斤皆请降,葛逻禄、胡屋、鼠尼施三姓、大漠都督特进朱斯,阴山都督谋落匐鸡,玄池都督蹋实力胡鼻率众内附,诏处其众于金山。”不久,默啜被人击杀,默棘连继立,是为毗伽可汗。时在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在毗伽可汗统治时期,“突厥部种多贰。默棘连乃召暾欲谷与谋国,(暾欲谷)年七十馀,众尊畏之。”“默棘连既得降胡,欲南盗塞,暾欲谷曰:‘不可,天子(指唐玄宗)英武,人和岁丰,未有间,且我兵新集,不可动也。……默棘连当其策,即遣使者请和。帝以不情,答而不许。俄下诏伐之。’“明年,固乞和,请父事天子,许之。又连岁遣使献方物求婚。……然卒不许和亲。”开元二十二年(734年),默棘连被其大臣梅录啜毒死,其子继立,是为伊然可汗。不久,伊然死,其弟继立,是为登利可汗。此后可汗接连更立,又接连被杀。至唐玄宗天宝四载(745年),回纥首领骨力裴罗(骨咄禄毗伽阙可汗)“杀白眉可汗,传首献。毗伽可汗妻骨咄禄婆匐可敦率众自归,天子(指唐玄宗)御花萼楼宴群臣,赋诗美其事,封可敦为宾国夫人,岁给粉直二十万”(以上均引自《新唐书•突厥传》)。至此,后突厥政权归于灭亡。
  按上述所述史实。尤其是唐玄宗开元年间唐朝与后突厥之间的关系史,正与王之涣《凉州词》二首的内容相契合。又以有关默啜、毗伽二可汗的史实与这二首诗相对照,则尤以后者更为契合。诗中的“汉家天子今神武”,借汉咏唐,则为明明白白地歌颂唐玄宗。《新唐书•玄宗本纪》云:“(开元元年十一月)戊子,群臣上尊号曰开元神武皇帝。《新唐书•突厥传》中暾欲谷称赞唐玄宗“天子英武”,取义正同。诗中的“不肯和亲”,又和《新唐书•突厥传》中的“玄宗立,绝和亲”、“然卒不许和亲”互相印证。诗中的“羌笛何须怨《杨柳》,春光不度玉门关”,既然吹“羌笛”的是“胡人”(即后突厥的士卒),那么他们所“怨”的自然不是“神武”天子的唐玄宗,而是叛唐复辟、分裂倒退的突厥奴隶主贵族。在默啜可汗和毗伽可汗统治时期,“部落怨畔”、“部种多贰”的史实,正和诗中后突厥士卒所吹“羌笛”曲《折杨柳》中传出的“怨”情完全相同。而其“部落”、“部种”的纷纷降唐、归唐,则正是对唐朝及“神武”天子唐玄宗的倾服。
  四、  主 题
关于这首诗的主题,明杨慎《升庵诗话》卷二《王之涣<凉州歌>》云:“此诗言恩泽不及于边塞,所谓君门远于万里也。”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唐诗选》在征引杨慎次语后又说:“作者的真意还不在于夸张荒寒,说那里没有春风,而是借此比喻朝廷不关心戍卒的艰苦生活,对于远出玉门关戍守的士兵不给予温暖,也就是《诗经•小雅•采薇》‘忧心孔疚(很痛),我行不来(无人慰问)和‘行道迟迟’、‘莫知我哀’的意思。”
  刘逸生《唐诗小札》云:“在这首诗里,诗人开头两句极力摹写了祖国西北山河的壮丽,然而接下去却是‘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是什么意思呢?明代文学家杨慎在《升庵诗话》里说:‘此诗言恩泽不及于边塞,所谓君门远于万里也。’说得很有点意思。在开元年代,唐王朝的统治自然还是相对稳定的,然而以唐玄宗为代表的最高统治阶层的荒淫纵乐,日夜忙于斗鸡走马,笙歌沸天,已经忘记了玉门关外,还有守卫着祖国边疆的远戍征人。面对这种情况,诗人是不能没有感触的。因此,他在极力摹写了关山景色之后,忽然语气一转,说出此意味深长的话:‘守边的军士啊!你们何必老是吹奏着幽怨的《杨柳曲》(古曲中有《折杨柳》),好像在埋怨着这里的荒凉,连青青的杨柳也没有一棵,因而好像努力要把春风吸引到边塞来似的,其实,皇帝那边的‘春风’是不会度过玉门关的。’如果说,高适写的‘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暴露了封建军队中尖锐的阶级矛盾的话,这一首诗就是从唐代封建王朝阶级对立的角度,为戍边战士的责任之重、生活之艰苦而作不平之鸣。不过在语气上较为含蓄一点罢了。
  其他国内唐诗选本中诸家对这首诗主题的说明或分析,概莫脱此窠臼。
  我们再看一下日本著名汉诗研究家前野直彬、石川忠久教授所著《中国古诗名篇鉴赏辞典》(原名《汉诗的注释及鉴赏辞典》)是怎样说的吧。该书在对这首诗的《鉴赏》中写道:“这首诗的精采处在于后两句描写悲哀的曲折表现上。前两句是为后两句设置的舞台布景:在那黄河上游遥远的西方尽头,有一座孤独的城堡。画面上展现出无比遥远的距离和城堡处境的孤危。士兵们在这种荒凉的背景中,流干了思乡的泪水。按理,来到遥远的中国最前线的士兵们,一听到《折杨柳》的曲调,定会触动别愁离恨。然而,反说他们没有悲伤。这又是为什么?这是因为玉门关外,春风不度,杨柳不青,因此,即使听到《折杨柳》的歌曲,也无动于衷。但是,这不过是表面现象。京城已是春意盎然,草木复苏,人人兴高采烈,而这里却是被人离弃的、遥远的沙漠前线。越是说没有悲伤,‘何须怨杨柳’,反而越使人感到别愁离恨的强烈。可见,因为有了前两句‘远上白云间’和‘一片孤城’,所以后两句描写士兵的悲哀才水到渠成。这是舞台布景设计周密所取得的效果。士兵们已经是欲哭无泪了。能听到《折杨柳》曲而感到悲伤,还是不算最令人痛心的事。而这里则是‘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是一种绝望的心声。综上所述,由于这首诗使用了曲折的修辞手法,所以强烈地渲染了悲伤的气氛。其中‘怨杨柳’的‘怨’字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凡上种种,笔者皆不敢苟同。
  鲁迅先生说过:“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笔者认为,以上诸家对王之涣《凉州词》二首其一主题的论析,正是犯了“就诗论诗”之弊。关于王之涣这首诗的主题,只要我们将王之涣的《凉州词》二首及高适的《和王七<度玉门关上吹笛>》诗联系起来分析,再考虑一下当时作者“所处的社会状态”,便可一目了然,结论自出。
  首先,从王之涣《凉州词》二首其二“汉家天子今神武,不肯和亲归去来”二句可知,这首诗是歌颂“神武”天子唐玄宗的。建国以后,我国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大都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往往认为古典文学作品中,凡是反对、揭露或指斥封建皇帝的,其主题便都是积极的,予以肯定;凡是歌颂封建皇帝的作品,则认为是庸俗的、甚至是反动的,从而予以否定。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即如王之涣的《凉州词》二首其二,歌颂的正是“神武”天子唐玄宗。具体到开元年间,再具体到唐朝与后突厥的关系来看,诗人所持态度则无疑是正确的。在开元年间,唐玄宗政治清明,能够任用贤良,广开言路,从而使唐朝出现了政治上相对稳定,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局面,史称“盛唐”、“开元盛世”。唐玄宗也被称为“圣君”、“神武”天子。在唐朝与后突厥的关系中,唐玄宗采取“绝和亲”的政策也是正确的。对于后突厥政权,《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简史》一书中写道:
  公元六八二年(永淳元年),南迁至漠南的突厥贵族咄禄(咄音多),利用突厥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唐情绪,进行恢复突厥奴隶制政权的活动,重新建立了一个突厥政权(通称“后突厥”政权)。后突厥政权是突厥的奴隶主贵族复辟的产物,是一个分裂割据的政权。
        ……
  从唐初突厥归附以来,大漠南北已和中原地区完全统一。骨咄禄身为唐朝政府官吏,逃弃职守,背叛朝廷,他的重建政权的活动,是一种破坏祖国统一的分裂割据行为,这对于中原和大漠南北的社会发展、农牧业的互相调节和民族间的团结都是不利的,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王之涣的《凉州词》共二首,可以说是姊妹篇。那么,其二既然是歌颂唐玄宗的,其一的主题自然应该和其二是一致的。绝不可能在一个作者堪称姊妹篇的两首《凉州词》中,一首的主题是歌颂“神武”天子唐玄宗的,而另一首却是在揭露、指斥“以唐玄宗为代表的最高统治阶层的荒淫纵乐,日夜忙于斗鸡走马,笙歌沸天,已经忘记了玉门关外,还有守卫着祖国边疆的远戍征人”(刘逸生先生《唐诗小札》)。笔者认为,要弄清王之涣《凉州词》二首其一的主题,最起码应该看一下他的《凉州词》二首其二,只要我们看一下《凉州词》二首其二,便不会得出以上诸家那种错误的结论来。可惜以上诸家都没有这样做,只是就诗论诗,望文生义,或者“矮人看戏”、“随人短长”。
  其次,从王之涣《凉州词》二首其二“杀马登坛祭几回,单于北望拂云堆”二句可知,诗中所写的“单于”即后突厥奴隶主贵族。再将高适的《和王七<度玉门关上吹笛>》诗和王之涣的《凉州词》二首其一的原诗相对照,可知吹“羌笛”的不是唐军士卒,而是“胡人”;亦即后突厥的士卒。于是,所谓“怨《杨柳》”者,乃是“胡人”在“怨”,而不是唐军士卒在“怨”。然后再考虑一下王之涣当时“所处的社会状态”,便可知后突厥士卒的“怨”情不是对唐朝的“神武”天子唐玄宗而发,而是对后突厥政权的奴隶主贵族。这种“怨”情,自然也不是仅仅用“思乡”和“别愁离恨”(日本前野直彬、石川忠久教授编《中国古诗名篇鉴赏辞典》)所能概括得了的。
      下面,让我们再来对全诗作一浅析。
  首二句“黄河直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写作者站在玉门关外,乘着月色(高适《和王七<度玉门关上吹笛>》诗:“楼上萧条海月闲”)向玉门关内瞭望所见之景。首句写作者“穷千里目”遥望之中的想象之景,次句写近望亲见之景。一写大河,一写高山,寥寥二笔一十四字,便勾勒出祖国山河的壮丽图画。不这样写,便不足以表现出作者那种“慷慨有大略,倜傥有异才”(见唐靳能《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的豪迈气概;不这样写,更不足以表现开元年间唐王朝大一统的强盛气象。同时,作者也正是以“黄河”、“万仞山”来代表祖国山河的壮美、疆域的辽阔,以为下文铺垫。
  三、四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光不度玉门关”,写后突厥士卒的“怨”情。三句陡然将笔锋一转,引出“胡人”(后突厥士卒)所吹“羌笛”之声(高适《和王七<度玉门关上吹笛>》“胡人吹笛戍楼间”),以与题目《度玉门关听吹笛》相应。这首诗的诗眼在一“怨”字,而这一句的主要问题有四个:其一,谁在吹“羌笛”,即谁在“怨”?其二,吹“羌笛”者在“怨”谁?其三,吹“羌笛”者的“怨”情是什么?其四,为什么作者说“何须(即不须)怨《杨柳》”呢?从上可知,是胡人(后突厥士卒)在吹“羌笛”,在“怨”,而不是唐军士卒。吹“羌笛”的后突厥士卒在“怨”什么呢?诗中说“怨《杨柳》”,实际意思是作者从“胡人”所吹奏的羌笛曲《杨柳》(或《折杨柳》)中听到了他们的“怨”情。《杨柳》,为乐府旧题,属《横吹曲》。古辞已亡。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二引《唐书•乐志》云:“梁乐府《胡吹歌》云:‘上马不捉鞭,反拗杨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行客儿。’此歌辞元(原)出北国,即鼓角横吹曲《折杨柳枝》是也。”又引《宋书•五行志》云;“晋太康末,京洛为《折杨柳》之歌,其曲有兵革苦辛之辞。”由此可知,所谓“怨《杨柳》”者,意即后突厥士卒所吹“羌笛”曲《折杨柳》中所传出的是“怨”“兵革苦辛”之情,即厌战、反战情绪。“何须”二字,是说“不必”如此“怨《杨柳》”。为什么呢?因为“春光不度玉门关”。这一句以景寓意,语义双关。按自然情况来说,胡地荒漠,自少春色。笛中曲《梅花落》中有云:“胡地少春来,三年惊落梅。”(江总《梅花落》三首其二)唐卢照邻《梅花落》云:“梅岭花初发,天山雪未开。雪处疑花满,花边似雪回。因风入舞袖,杂粉向妆台。匈奴几万里,春至不知来。”李白《塞下曲》六首其一云:“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实际上,王之涣《凉州词》二首其一中的“春光”系用典,即上文所说唐玄宗所创制的羯鼓曲《春光好》,用以指代唐玄宗的恩泽。二者相较,后者的用典之义是主要的。由于后突厥政权奴隶主贵族的叛唐分裂,所以使唐玄宗所创制的羯鼓曲《春光好》不能度过玉门关传到胡地去,遂使胡地呈现出一派萧条冷落之景,毫无春意,从而使后突厥士卒所吹“羌笛”曲《折杨柳》中充满了“怨”情。要注意,不是唐朝不愿意让《春光好》的曲子“度玉门关”,而是后突厥政权的奴隶主贵族不让“度”。其深刻寓意是,唐朝要统一祖国,灭亡后突厥政权,而后突厥政权的奴隶主贵族却坚持叛唐分裂割据的立场。因而,后突厥士卒吹“羌笛”者之“怨”,“怨”的正是后突厥政权的奴隶主贵族,“怨”其叛唐分裂。正是由于后突厥政权奴隶主贵族的叛唐分裂,才使他们身受“兵革苦辛”,戍守无期,有家难归。于中表现出他们渴望回归祖国民族大家庭的心愿。
  综上所述,王之涣《凉州词》二首其一的主题可以概括为:
  这首诗是作者西出玉门关闻听胡地戍楼上的士卒吹笛而作。诗中歌咏了祖国的壮丽山河,反映了后突厥士卒对叛唐分裂的后突厥政权奴隶主贵族的强烈不满,以及他们亟切渴望回归祖国民族大家庭的心愿。这个主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它用艺术的笔触表现出中原各族和大漠南北人民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共同愿望,闪烁着爱国主义思想的熠熠光辉,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也是所谓“盛唐气象”的典型表现。
  关于唐代著名诗人王之涣,除以上《王之涣<凉州词>(二首其一)新探》外,王元明还写有两篇论文:一、《<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诗作者考辨》;二、《王之涣籍贯新考》。前者已收入在王元明的论文集《唐诗名篇新论》一书中,后者则发表于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文教资料》1998年11月《教育论集》上。第17--20页,署名王蘋。兹将《王之涣籍贯新考》全文录于下:
   
               
  王之涣籍贯新考
           王蘋 (王元明 王彩琴)
  王之涣是中国唐代的著名诗人。他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一诗,可谓家喻户晓,人人乐咏。但是,由于资料缺乏,人们对这位诗人可以说是知之甚少。清末出土有唐靳能所作墓志,全名为《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之焕志》)。傅璇琮先生曾撰《靳能所作王之涣墓志铭跋》,并对元辛文房《唐才子传•王之涣》作了校笺。陈尚君又据《千唐志斋藏志》中所存王之涣家人墓志三方,对《唐才子传•王之涣》作了补正。这三方墓志为:《大周故瀛州文安县令王府君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德表志》),系凤阁舍人兼控鹤内供奉河东薛稷纂;《瀛洲文安县令王府君周故夫人薛氏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薛氏志》),撰人不详;《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王府君夫人渤海李氏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李氏志》),大理丞王缙撰。其中《德表志》的志主为王之涣的祖父王德表,《薛氏志》的志主薛氏为王德表的妻子、王之涣的祖母,《李氏志》的志主李氏为王之涣的妻子。笔者拟在傅、陈二位先生考证的基础上,再对王之涣的有关问题作一新的考证。
   一、关于王之涣的祖籍
  “祖籍”,本姓始祖立姓所居地。“徙籍”,旧称由祖籍徙居他地居住,人籍并置有坟庐已愈二十年,现指户口由原籍迁入他处。“原籍”,指一个人原来居住并入籍入地。“本籍”,即本人现在居住并入籍之地。
  关于王之涣的籍贯,《全唐诗》卷二百五十三云:“王之涣,并州人。”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三云:“王之奂:之奂,蓟门人。”《德表志》云:“公讳德表,字文甫,太原晋阳人。高祖隆,后魏行台尚书,开府仪同三司,安阳县开国伯,绛郡太守。子孙因家焉。曾祖纂,齐华州别驾,汾州刺史;祖子杰,宇文朝建威将军徐州刺史袭封安阳伯;父信,随(隋)国子博士,唐安邑县令。”《之焕志》云:“公名之焕,字季凌,本家晋阳,宦徙绛郡,即后魏绛州刺史隆之五代孙。曾祖信,隋朝请大夫、著作佐郎,皇蒲州安邑县令;祖表,皇朝散大夫、阳翟丞、瀛洲文安县令;父昱,皇鸿胪主簿、雍州司士、汴州浚仪县令。公即浚仪第四子。”由此可证,《唐才子传》所说王之涣系“蓟门人”为误。而说“并州”“晋阳”“绛州”,则都是王之涣先祖的徙籍。
  那么王之涣的祖籍在哪里呢?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云:“王氏出于姬姓,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其子宗敬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氏。八世孙错,为魏将军。生贲,为中大夫。贲生渝,为上将军。渝生息,为司寇。息生恢,封伊阳君。生元,元生姬,皆以中大夫召,不就。生翦,秦大将军。生贲,字典,武陵侯。生离,字明,武城侯。二子:元、威。元避秦乱,迁于琅邪,后徙临沂。四世孙吉,字子阳,汉谏大夫,始家皋虞,后徙临沂都乡南仁里。”“太原王氏出自离次子威,汉扬州刺史,九世孙霸,字儒仲,居太原晋阳,后汉连聘不至。”《德表志》又都说是“太原晋阳人”、“本家晋阳”,这说明王德表和王之涣属太原王的后裔。而太原王和琅邪王都属于姬姓王,其立姓始祖始于东周灵王太子姬晋。姬晋由太子被废为庶人后,因仍系灵王之子,故时人呼为“王家”,遂以王为氏,称姬晋为王子晋。刘禹锡《代郡开国公王氏先庙碑》云;“初周灵王太子晋遇浮丘公,化为神仙,时人号曰‘王家’。其后遂以命氏。”东周的国都在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王子晋是周灵王的太子,故王姓的祖籍应该是洛阳,那么王之涣的祖籍自然也就是河南洛阳了。
  二、关于王之涣的本籍
  由《德表志》可知,王德表生于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卒于武周圣历二年(699年)。他于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明经对策高第”。在他任职文安县令期间,适逢契丹首领孙万斩叛唐攻城,他誓志坚守。然孤城无援,城破被俘。后脱逃,率官军一举破敌。在这个事件中,他立了大功,大臣们都向朝廷上奏要对他褒奖提升,他却解印辞荣,回归洛阳。“以圣历二年三月二日寝疾,终于遵教里私第,春秋八十。……粤以其年岁次己亥三月景辰朔二十九日甲申,权厝于合官县伯乐原礼也。”按“麟德之岁”,即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二年(665年),王德表为十四五、四十六岁,此后几经迁调,到他辞官归洛时当在五十岁至六十岁间。到他八十岁去世,他应在洛阳闲居二十至三十年。“遵教里”,在洛阳。《薛氏志》云:“以万岁登封元年壹月贰拾贰日,终于洛阳遵教里之私第。”由此可知,王德表的家在洛阳遵教里,他与妻子薛氏死后也葬在洛阳,这说明他的本籍应为洛阳。
  再由《之焕志》和《李氏志》来看,王之涣的家也在洛阳。《之焕志》云:“以天宝元年二月十四日遘疾,终于官舍,春秋五十有五。……以天宝二年五月廿二日葬于洛阳北原礼也。”《李氏志》云:“夫人以天宝七载十一月四日遘疾,终于河南县孝水里私第舍,春秋卅有四。……以天宝七载十一月廿四日葬于洛阳北原礼也。”“河南县孝水里”,在洛阳。这说明,王之涣夫妇的家在洛阳,也在那个于洛阳。也就是说,王之涣的本籍在洛阳。
  《之焕志》又云:“(之焕)幼而聪明,秀发颖晤。不盈弱冠,则究文章之精;未及壮年,已穷经籍之奥。以门子调补冀州衡水主簿。气高于时,量过于众。异毛义捧檄之色,悲不逮亲;均陶潜屈腰之耻,勇于解印。会有诬人交构,公因拂衣去官。遂优游青山,灭裂黄绶。夹河数千里,籍其高风;在家十五年,食其旧德。雅淡珪爵,酷嗜闲放。密亲懿友,测公井渫。劝以入仕,久而乃从,复补文安郡文安县尉。在职以清白著,理人以公平称。方将遐陟庙堂,唯兹稍渐磐陆。天不与善,国用丧贤。” 这说明他一生曾两次出仕。第一次出仕衡水主簿,因系“拂衣去官”,当不满三年,第二次任文安县尉,也当不满三年。他活了五十五岁,除去这几年的仕官生涯及“夹河数千里”的旅游生涯外,他的大部分时间应是在洛阳度过的。
  在《之焕志》中,还简略谈过他父亲的情况。“父昱,皇鸿胪主簿、雍州司士、汴州浚义县令。”王昱的父亲王德表出生于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即使王昱是王德表的长子,即使王德表二十岁时生王昱,即使王昱二十岁任鸿胪主簿的话,也已经是唐高宗显庆三年(659年)了。唐高宗于显庆二年(657年)正月都洛,一直到唐中宗神龙二年(706年)十月才还都长安。鸿胪主簿是京官,掌朝贺庆吊之赞导相礼。这说明,他的家应在洛阳。再加上他的父亲王德表和他的儿子王之涣都是家在洛阳、卒葬洛阳,他自然也应该是家在洛阳、卒葬洛阳了。
  既然王之涣的祖父王德表、父亲王昱家在洛阳,而且按以上所推,王昱是二十岁以后任鸿胪主簿,那么他二十岁以后家居洛阳。到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年)王之涣出生时,他的祖父王德表为六十八岁,他的父亲王昱为四十八岁。王昱除曾两次外任雍州司士和汴州浚仪县令外,大部分时间都应是在洛阳度过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他要在家照料年迈的父母(他的父亲王德表活了八十岁,母亲薛氏活了七十岁);另一方面,他要管教自己的儿女;再者,雍州和浚仪县均距洛阳不远,也不必携带家眷前去赴任的。所以,王之涣的出生地当也在洛阳。
  1992年3月,王元明先生的论文集《唐诗名篇新论》一书,由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该书共收录论文30篇,该书由中华书局总编、中国唐代文学著名研究家傅璇琮先生作序,题为《应该把古典文学的研究再深入一步----王元明<唐诗名篇新论>序》:傅璇琮先生在《序》中写道:
  王元明同志是近几年来在学术界才崭露头角的一位中年学者。1986年他为四川巴蜀书社主编《刘禹锡诗文赏析集》一书时,曾约我撰稿。这时我才知道他的名字,但对他并不了解,因为忙,没有承允他的约稿。去年在南京召开“首届国际唐宋诗词学术讨论会”前,他给我寄来了一篇关于《贾岛<度桑干>诗新考》的论文,但因为忙,我在会前没有来得及细看。在南京会议上,我才第一次见到了王元明同志。他为大会提交了三篇论文:《王之涣<凉州词>(二首其一)新探》、《李白<蜀道难>新探》、《<长恨歌>女娲主题说》。由于忙于组织会务,我只粗略地浏览了一遍,但却引起了我的兴趣。会后,我将他的四篇论文认真地读了一遍,方引起我的注意。在《王之涣<凉州词>(二首其一)新探》一文中,他从这首诗的诗题、异文、作年、主题四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将古今众口一辞的结论统统推翻。《李白<蜀道难>新探》及《<长恨歌>女娲主题说》这两篇文章,在众说纷纭的论争中,又另辟新说。在《贾岛<度桑干>诗新考》一文中,他经过认真考辨,《渡桑干》一诗应为贾岛所作,不是刘皂所作,而且证明唐代根本就没有刘皂这个诗人!观点新颖,颇显功力。这引起了我的兴趣,也引起了我的深思。可以说,王元明同志对这些唐诗名篇的研究,确实比过去的学者深入了一大步,且有不少新的突破。我为王元明同志所取得的进步感到由衷的高兴。
  有了以上的印象,所以,不久前王元明同志来信说,他把有关唐诗名篇新论方面的论文结集成册交出版社付梓,邀我作序,我便欣然接受了。……
…………

  未完待续


本文在2011-6-28 22:46:04被依林编辑过
作者授权声明:
  【三级授权】我谨保证我是此作品的著作权人。我保证此作品不含侵害他人权益的内容,如侵害他人利益,我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因此给新加坡文艺协会造成的一切损失。我同意新加坡文艺协会以我所选择的保密或公开的方式发表此作品,未经本人同意,新加坡文艺协会不可向其他媒体推荐。其他媒体一律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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