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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六)二十一世纪一十年代:晚年中期,再接再励(上)发表日期:2011-07-28(2011-07-30修改)
作  者:王元明出处:原创浏览3215次,读者评论0条论坛回复0条
(六)二十一世纪一十年代:晚年中期,再接再励(上)
文/王元明
2011年07月28日,星期四

 2002年1月,王元明教授60周岁,正式从教学岗位上退休。在2001年至2010年这十年间,王元明教授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女儿带小孩,但他却从不停步,仍旧利用一切空馀时间来从事创作和学术研究。这十年间,他出版的著作有22种:1.金谷集》(成语诗词曲选);2.《翟泉集》(《老子》诗语);3.《北邙集》(庄子诗语);4.《金田集》(西湖诗词曲选);5.《洛浦集》(格言诗词曲选);6.《西苑集》(题画诗词曲选);7.《牡丹集》(牡丹题画诗词选);8.《京洛集》(《论语》诗语);9.《周南集》(依《宋词三百首》元玉奉和);10.《平乐集》(《<圣经>诗语•<旧约全书•箴言>》);11.《白马集》(佛经诗语);12.《星洲集》(为刘抗先生画所题诗词曲集);13.《开元集》(依《唐诗三百首》元玉奉和);14.《天津集》(依《千家诗》元玉奉和);15.《中州集》(依《唐宋词格律》元玉奉和);16.《九都集》(依《元人小令格律》元玉奉和)17.《成周集》(陶潜诗语);18.《金村集》(《孟子诗语);19.《澳洲集》(澳大利亚旅游名胜诗词集);20.《狮城集》(新加坡旅游名胜诗词集);21.《铜驼集》(文史新论);22.《中国牡丹史》。主编的著作有两种:1.《洛阳龙门书画艺术研究院作品集》;2.《阅读盛宴》。
    在这十年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主要有10篇:1.《“孟津”考》(刊于孟津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孟津文史资料》第十八辑,2005年11月版,第182-193页);2.《李白杜甫白居易籍贯、出生地及故乡等问题的考证》(刊于洛阳市西工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西工文史资料》第十九辑,第118-130页);3.《“天子驾六”说》(同上书,第131-143页);4.《“中华”考》(同上《西工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第29-69页);5.《<“至今犹记李将军”正解>之我见》(刊于《文学遗产》2008年第6期,第153页);6.《李白是河南洛阳人》(刊于《中国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3期,第29-31页,该论文获中国社会科学协会“优秀论文”一等奖);7.《<李白确实是洛阳人--<中国唐代诗人研究--李白新论>补正》(同上刊,第32-33页);8.《李白籍里洛阳说--<中国唐代诗人研究--李白新论>补正》(刊于《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1-5页);9.《李白籍里“山东”说新探》(同上刊2009年第5期,第1-6页);10.《<霓裳羽衣曲>内容初探》(刊于洛阳市西工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西工文史资料》第二十三辑,二〇一一年元月,第1——25页)
    首先,让我们先看一下王元明的学术著作。
    一、《中国牡丹史》
    1994年下半年,中国开始在全国广泛开展国花评选活动,王元明遂撰写了《中国牡丹史》一书。当时,市旅游局拟出资让三峡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后因故未就,直到2003年8月,才由洛阳市西工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印刷出版。在这本书中,王元明解决了   个重大学术问题:
    1.关于中国牡丹的历史
    关于中国牡丹的历史,过去专家、学者们有多种说法,纷纭不一。
    英国著名博物学家达尔文在在《动植物在家养情况下的变异》中说:“牡丹在中国已经栽培了一千四百年。”达尔文逝世于公元1882年,距今128年,故中国学者多以此说为准,说“(牡丹)在我国已有一千五百馀年的栽培历史”(见王世端、曹法舜撰文的《洛阳牡丹》摄影集)。孙娟主编的《洛阳牡丹甲天下》一书也说:“中国种植牡丹已有一千五百多年历史。”山东农业大学教授喻衡在《菏泽牡丹•一、牡丹的由来和发展》中说:“牡丹最初以药用植物记载于《本草经》。到了隋唐时代才成为一种名贵的观赏植物。《本草经》虽然托名于神农,大抵是由汉魏之间张机、华佗等人记录而成。1972年在甘肃武威柏树公社新发现的东汉圹墓医简中,也记载有牡丹。由此看来,在中国两千年以前,牡丹已作为药用了。可是,段成式撰《酉阳杂俎》则说:“检隋朝种植法,七十七卷中,初不记说牡丹,则知隋朝花药所无也。”但据《玉海》记载:‘隋炀帝辟地二百里为西苑,诏天下进花卉,易州进二十箱牡丹,有“鞓红”、“飞来红”、“袁家红”、“醉颜红”、“云红”、“天外红”、“一拂黄”、“延安黄”、“先春红”、“颤凤娇”’等名。《隋志•素问篇》亦云:‘清明次五日牡丹华。’这一又足以说明隋朝是有牡丹栽培的。由此追溯而上,刘宾客《嘉话录》说:‘北齐扬子华有画牡丹。’又谢康乐说:‘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太平御览》)这样看来,我国牡丹在南北朝时代就已成为观赏植物了。其栽培历史当在1500年以上。达尔文在他写的《动植物在家养状况下的变异》一书中说:‘牡丹在中国已经栽培了一千四百年。’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推到一千四百年前,那就是公元五世纪,即南北朝初年,大概他也是以谢康乐的记载为准则的。”
王元明在《中国牡丹史》一书中指出:
中华民族是个爱花的民族,其爱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黄帝时期。《古今注》云:“华盖,皇帝所作也。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云气、金枝玉叶止于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华盖也。”
                    ——见王元明著《中国牡丹史》第46页
    王元明从文字学辨证开始,又引证大量资料,证明这“五色云气、花葩之象”的“花葩”以及“华”,就是花瓣繁复、颜色艳丽的牡丹花。从而证明“牡丹是中国的特产花卉,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远肇始于炎帝、黄帝时期,恰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同步相随。”(引同上,第50页)
    王元明的《中国牡丹史》又指出:

      宋虞汝明《古琴疏》云:“帝相时,条谷贡桐、芍药,帝命羿植桐于云和,命武罗伯植芍药于后苑。”这里的‘帝相’即夏王中康之子,羿即后羿,又称夷羿,传说中夏代东夷族首领。这里的‘芍药’,也应作‘勺药’,指的也是牡丹。这就说明,早在夏王帝相时,就开始将牡丹植于帝王的后苑之中。从帝相到现在,已有4000年左右的历史。这足以证明,牡丹在中国的栽培历史至少已有4000年左右,比达尔文之说提前了2500年左右。条谷,山名。《山海经•中山经》云:“东北五百里,曰条谷之山,其木多槐、桐,其草多芍(勺)药、(艹下一亹去掉亠)冬。”条谷山一带的人们既然能向帝相进贡“芍药”(即勺药、牡丹),说明那一带的人们早就开始栽培牡丹。所以,牡丹在中国的栽培历史还应向前推溯。《古琴疏》的这一条记载,同时又印证了《山海经》一书中有关“芍药”(勺药,即牡丹)的记载是可靠的。也印证了《山海经》一书是由大禹、伯益开始记述的。
                                ----引同上书,第45页
2.《诗经•郑风•溱洧》中所写的“芍药”是牡丹    
《诗经•郑风》中有一首《溱洧》诗,全诗云: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蕳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矣。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
    这首诗中的“勺药”,并非今日草本的“芍药”,而应该是今日木本的牡丹。理由有二: 
1.《溱洧》一诗所写的季节是春季,是夏历三月上巳。此时正值牡丹开放季节,而今日草本的芍药则是初夏开花。
   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唐孔颖达《毛诗正义》释“溱与洧,方涣涣兮”二句云:“溱、洧,郑两水名。涣涣,春水盛也。《笺》云:仲春之时,冰以释,水则涣涣然。”
该书又释“士与女,方秉蕳兮”二句云:蕳,兰也。《笺》云:男女相弃,各无匹偶,感春气并出,托采芳香之草而为淫泆之行。
    该书《疏》云:“《正义》曰:郑国淫风大行,述其为淫之事。言溱水与洧水春冰既泮,方欲涣涣然流盛兮,于此之时,有士与女方适野田(按:应为“田野”),执芳香之兰草兮。既感春气,托采香草期于田野。”
    宋朱熹《诗集传》则更明确指出:“涣涣,春水盛貌。盖冰解而水散之时也。……勺药,亦香草也。三月开花,芳香可爱。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兰水上以祓除不详。”
以上汉代郑玄、唐代孔颖达和宋代朱熹等人,均站在封建文人的立场上,对郑国溱水、洧水一带的青年男女在夏历三月上巳节的交游恋爱活动诬之为“淫泆之行”、“淫风大行”,说这首诗是“述其为淫之事”,这是极端错误的。但他们均指出该诗所写的季节当在“春”季、“三月”、“三月上巳”、“仲春之时”。
    今人高亨《诗经今注》中关于《溱洧》一诗的解题云:“郑国风俗,每逢春季的一个节日(旧说是夏历三月初三日的上巳节),在溱洧二河边上,举行一个盛大的集会,男男女女人山人海地来游玩。这首诗正是叙写这个集会。”
    上巳节是中国传统的节日。古时以夏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为“上巳”《后汉书•礼仪志》:“是月上巳,官民皆絜(同“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絜(同“洁”)。”魏晋以后始改夏历三月三日为上巳节。故高亨所云“旧说是夏历三月初三日的上巳节”是魏晋以后的上已节,并非春秋时期上巳节的时间。笔者查对了1981年至1992年十二年间的上巳节,依次为:1981年,公历4月9日,夏历三月十五日;1982年,公历4月4日,夏历三月十一日;1983年,公历4月23日,夏历三月十一日;1984年,公历4月5日,夏历三月五日;1985年,公历4月24日,夏历三月五日;1986年,公历4月19日,夏历三月十一日;1987年,公历4月2日,夏历三月五日;1988年,公历4月20日,夏历三月五日;1989年,公历4月15日,夏历三月十日;1990年,公历4月11日,夏历三月九日。由此可知,夏历三月上巳节恰在暮春时节,在上巳节前后,也正是牡丹花开放的季节。
    芍药(指今草本之芍药),1979年版《辞海》云:“芍药:毛茛科。多年生草本。……初夏开花。”《中文大辞典》云:“〔芍药〕:植物名。毛茛科。多年生草本……初夏开花。”又引《本草•芍药》云:“时珍曰:芍药,犹绰约也。绰约,美好貌。此草花容绰约,故以为名。《集解》:颂曰:今处处有之。淮南者胜。春生红芽作丛,茎上三枝五叶,似牡丹而狭长,高一、二尺,夏初开花。”今草本芍药既是初夏开放,那么《溱洧》诗中所写的在夏历三月上巳节所开放的“勺药”,显然不是今草本的芍药,而应该是暮春开放的牡丹。
    2.今本草芍药无香气,牡丹有香气。《溱洧》诗中所写的“蕳(兰)草”、“勺药”均为香草,可知此“勺药”是牡丹而不是今草本之芍药。
    《十三经注疏》本唐孔颖达《毛诗正义》云:“《传》:勺药、香草。《正义》曰:陆机《疏》云:今药草勺药(按:指今草本芍药)无香气,非是也。未审今何草。”在这里,陆机的治学态度是十分严谨的。他当时弄不清《溱洧》诗中“勺药”是什么植物,便老老实实地说:“卫审今何草。”但这里的“勺药”系木本牡丹,并非属于“草”。
    宋朱熹《诗集传》云:“勺药,亦香草也。三月开华(花),芳色可爱。”
在夏历三月上巳节中,溱水、洧水一带的青年男女在水边聚会交游,谈情说爱,自然手中采的是香草兰花(“蕳”)。在他(她)们依依含情地离别之时,所赠的“勺药”花自然也应该是香花。牡丹是有香气的。唐朝李正封咏牡丹的名句为“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皮日休的《牡丹》诗云:“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王。竞夸天下无双艳,独占人间第一香。”所以,《溱洧》诗中“赠之以勺药”的“勺药”应该是木本的牡丹,不是今草本的勺药。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作品。《郑风•溱洧》显然是春秋早期的作品。郑,古国名。姬姓。开国君主是周宣王的弟弟姬友(即郑桓公),公元前806年被封于郑(今陕西省华县)。周幽王时,郑桓公见西周将亡,遂将财产、部族等东迁至东虢和郐之间。郑武公即位后,先后攻灭郐和东虢,建立郑国,都新郑(今河南省新郑市)。郑武公及其子郑庄公均为周平王的卿士,处于郑国的鼎盛时期。《溱洧》一诗自当产生于这一时期。郑武公自公元前770年至前744年在位,共27年。此诗即使按公元前744年所作,距今也有2738年。这说明,牡丹距今也有2738年左右的历史了。
3.关于中国牡丹的产地
    喻衡著《菏泽牡丹•一、牡丹的由来和发展》中写道:“牡丹为中国固有的特产花卉。原产主要在我国西北各地。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说‘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又说:‘丹、延以西及褒斜道中尤多,与荆棘无异,土人皆取以为薪。’《广群芳谱》亦载称:‘牡丹生汉中、剑南,苗似羊桃,根似芍药。’‘今丹、延、青、越、滁、和州山中皆有,花有黄、紫、红、白数色,此是山牡丹。……三月开花,花、叶与人家所种者相似,但花瓣止五、六叶耳。’此外,在其他一些《本草》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如《唐本草》云:‘牡丹,剑南所出者根似芍药,肉白皮丹。’范计然《本草》云:‘牡丹出汉中、河北。’陶弘景《名医别录》云:‘牡丹生巴郡山谷及汉中。’以上这些记载足以说明我国野生牡丹在古代分布很广,陕西、四川、安徽、河北、山东和浙江一带山中皆有。直到现在,陕西秦岭、四川广元、甘肃成县、河南栾川等地山中,也常有发现。”
    刘翔、徐晓帆著《牡丹大观》一书说:“另外,除海南省外,全国其他各省均栽有牡丹或零星分布。如滇、黔、川、藏、新、青、甘、宁、陕、桂、湘、粤、晋、豫、闽、赣、皖、苏、沪、冀、内蒙古、京、津、黑、辽、吉、台等地区。”
    王元明在《中国牡丹史》一书中,专列一章《牡丹在中国及世界各地的分布》。又在《古代名家咏牡丹》一章中,选录明代著名诗人李东阳的《牡丹孔雀图•为琼山岑生作》一诗,说明海南省亦有牡丹:
牡丹孔雀图,为琼山岑生作
(明)李东阳
海南风日喧且妍,牡丹花开如火燃。
花间孔雀双旖旎,似与植物相矜怜。
奇花昼炫日五色,下照添潭影千尺。
栖息应劳择地心,盘旋似惜冲宵力。
江花涧草秋复春,风翎露翼空缤纷。
已看翡翠让光彩,复道?居非我群。
眼中世态争好丑,此物于人故非偶。
衣锦先凭戏彩身,射屏正得穿云手。
此人见画复怜才,此花此鸟何奇哉?
上林剩有梧桐树,拭目看随紫凤来。
    这样一来,就证明中国各地均有牡丹,并不仅仅是“原产主要在我国西北各地”。
    4.进一步证明武则天是大有功于洛阳牡丹的。
    上文已经说过,所谓武则天将牡丹自长安贬至洛阳,故洛阳牡丹名甲天下的传说,只是小说家言,不足徵信。在《中国牡丹史》一书中,王元明更是广征博引,进一步论证了武则天是大有功于洛阳牡丹的。
    二、《铜驼集----文史新论》
    这本书于2010年3月由国际汉诗协会和新加坡宣和文物联合出版。该书正文实为一篇长篇论文:《是“晓景”还是“晚景”?----从苏轼《惠崇<春江晚景>二首其一(“竹外桃花”)诗题校勘谈起,看中国现代学术界所存在的弊端》。
    该书在第一部分写道:
    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的《惠崇<春江晓景>二首其一》(“竹外桃花”)诗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佳作,历来腾播人口。在中国教育部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颁布的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核心内容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规定小学生必背古诗词70首,苏轼的这首诗亦在其列。在语文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小学三年级下册《语文》课本中,选录了苏轼这首诗。诗题为《惠崇<春江晓景>》,诗的全文是:
竹外桃花三两枝,
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
正是河豚欲上时。
    按清王文诰辑注的《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2月第1版, 孔凡礼点校),苏轼原诗共两首,题为《惠崇春江晚景二首》。小学《语文》课本选录的是第一首,其二的全文是:
两两归鸿欲破群,
依依还似北归人。
遥知朔漠多风雪,
更待江南半月春。
    这两首诗单单是从以上的文字中,细心的读者便已经会发现问题:为什么在清王文诰辑注的《苏轼诗集》中,诗题作《惠崇春江晚景二首》,而小学三年级下册《语文》课本却题作《惠崇<春江晓景>》呢?到底应该是“晓景”呢,抑还是“晚景”呢?
    在由国际汉诗协会副会长陈仁顼为该书作的《序》中,陈仁顼写道: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并不那么简单。
    从苏轼元丰八年(1085年)到现在,已经有923年了。但关于这两首诗的诗题,究竟是“晓景”,还是“晚景”?苏轼这两首诗所提的是惠崇的一幅画,还是两幅画?苏轼这两首诗中所写的时令是“早春”、“仲春”还是暮春?其具体时间能不能确定?苏轼和惠崇到底是什么关系?关于这些问题,近千年以来一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古代的,我们姑且可以不去多说它,单从新中国建国以后所出版的有关这首诗的30多种版本中,便可发现以下问题:
    一、首先,是所选录作品的标题不规范。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从新中国建国以后所出版的有关这首诗的30多种版本看,全都标错了!
    二、研究浮于表面。极不深入。譬如陈迩冬等。
    三、懒惰成习,不愿在广泛收集资料、阅读资料上下功夫。譬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小学生必背古诗词》编写的《小学生必背古诗词》一书及张犁主编的《小学语文知识全手册》一书。
    四、抄袭成风。即便是像夏承焘、徐中玉、刘乃昌、朱靖华等这样的大家,也居然如此。
   五、基本知识太差。譬如刘乃昌选注的《苏轼选集》及朱靖华、涂道坤的鉴赏文章(见王洪主编的《古代诗歌鉴赏辞典》,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
    六、引文不准确,且不注明出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篇论文,作者从苏轼《惠崇<春江晓景>二首其一》(“竹外桃花”)诗题校勘谈起,使我们看到中国现代学术界所存在的种种弊端。可以说是“小题目,大文章”。指出这些问题,希望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陈仁顼先生这样说,绝不是危言耸听。让我们先将新中国建国以后所出版的有关苏轼《惠崇<春江晓景>二首其一》(“竹林桃花”)这首诗的30多种版本列出来,然后再举例说明之。
新中国建国以后有关苏轼《惠崇<春江晓景>二首其一》(“竹外桃花”)的33种版本:
(一)作“晚景”的有17种版本:
1.陈迩冬选注《苏轼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2月北京第1版,第215-216页)。
    2.高步瀛选注《唐宋诗举要》(原中华上海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5月第1版,卷八•绝句,下册,第八四七--八四八页)。
    3.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宋诗一百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2月第1版,1978年5月新1版,第41页)。
    4.陈迩冬选注《苏东坡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1月第1版,第65-66页)。
    5.刘乃昌选注《苏轼选集》(齐鲁出版社1980年5月第1版,第97页)。
    6.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6月第1版,第158-159页)。
    7.金启华、臧维熙选注《古代山水诗一百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106页)。
    8.吴熊和、蔡义江、陆坚著《唐宋诗词探胜》(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第1版,第318-319页)。
    9.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2月第1版,卷二十六,第五册,第1402页)。
    10.吴鹭山、夏承焘、萧湄合编《苏轼诗选注》(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第156-157页)。
    11.孟彤、王春煜、李儒炯编《苏东坡诗词文译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第71-73页)。
    12.徐中玉著《苏东坡文集导读》(巴蜀书社1990年6月第1版,第193-194页)。
    13.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部精要•苏东坡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3月第1版,第十九册,第629页)。
    14.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十四册,卷八〇九《十四》二六,第9374页)。
    15.吴在庆编著《新编宋诗三百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49-150页)。
    16.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小学生必背古诗词编写组”编《小学生必背古诗词》(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110-111页)。
    17.张犁主编《小学语文知识全手册》(钻石版)(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第365页)。
   (二)作“晚景”的有16种版本:
    1.《国学基本丛书•苏东坡集》(商务印书馆1933年5月初版,1958年重印第1版,上册,卷十五,第四十六页)。
    2.钱锺书选注《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北京第1版,第83页)。
    3.清张景星、姚培谦、王永祺编选《宋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0月第1版,卷八,第204页)。
    4.刘树勋编著《唐宋诗选讲》(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第158-159页)。
    5.季镇淮、冯锺芸、陈贻焮、倪其心选注《历代诗歌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3月第一版,第三册,第765页)。
    6.奠中选、秀龙、陆浑注析《唐宋绝句注析》(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第1版,第371-372页)。
    7.王水照选注《苏轼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第176-178页)。
    8.北京教育学院小学教研室选注《古诗选读》(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第161-162页)。
    9.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东坡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234-235页)。
    10.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宋诗鉴赏辞典》(苏轼此诗的鉴赏文章由陈邦炎撰写)(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429-430页)。
    11.锺尚钧、马大品、黄为之编著《中国历代诗歌类编》(河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第820-821页)。
    12.王洪主编《古典诗歌鉴赏辞典》(该书苏轼此诗的鉴赏文章由朱靖华、涂道坤合写)(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第632-633页)。
    13.邓南、陈明贞选注《宋诗精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11月北京第1版,第58-60页)。
    14.语文出版社教材研究中心、十二省小语教材编写委员会编著、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4年初审通过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s版)《语文》(三年级下册)第三课《古诗两首》(语文出版社出版,第17-18页)
    15.同上《语文教学参考》(三年级下册)(语文出版社出版,第17-18页)。
    16.孔凡礼、刘尚荣选注《苏轼诗词选》(中华书局2005年1月北京第1版,第157-158页)。
下面,我们试举二例以作说明:
    1.陈迩冬选注《苏轼诗选》
该书所选苏轼此诗诗题为《惠崇春江晚景二首》,此有两处不妥:
其一、应为《惠崇<春江晚景>二首》。
其二、“晚景”应作“晓景”。关于这个问题,容后详辨。
该书解题云:“惠崇,建阳人。《图绘宝鉴》说他‘工画鹅、鸭、鹭鸶’;《图画见闻志》说他‘尤工小景,为寒汀远渚、潇洒虚旷之象,人所难到’。这两幅‘春江晚景’或作‘春江晓景’。通过诗看,我们可以知道一幅是鸭戏图,一幅是飞雁图。画不传,苏轼这两首元丰八年所作的题画诗却流传万口,尤其是第一首,是九百年来人民最喜爱的小诗之一。”又注云:“河豚,鱼名。春江水发,河豚鱼例向上游——渔人谓之‘抢上水’。”
按:该诗解题有七处不妥:
其一、《图绘宝鉴》和《图画见闻志》二书未注明作者是谁。
其二、《图画见闻志》为宋郭若虚著,《图绘宝鉴》为元夏文彦著。依朝代先后为序,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应在前,元夏文彦《图绘宝鉴》应在后。
其三、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第四卷《纪•花鸟门》云:“建阳僧惠崇,工画鹅、雁、鹭鸶,尤工小景,善为寒汀远渚、萧洒虚旷之象,人所难到也。”(陈本上引漏“善”、“也”二字,“萧洒”作“潇洒”。元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三云:“建阳僧惠崇,工画鹅、雁、鹭鸶,尤工小景,善为寒汀远渚、潇洒虚旷之象,人所难到也。”二者仅有一字之差: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作“萧洒”,夏文彦《图绘宝鉴》作“潇洒”。显然,元夏文彦《图绘宝鉴》是照录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的,仅将“萧洒”改作“潇洒”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只须引用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即可,又何必再引用夏文彦的《图绘宝鉴》呢?下引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即是这样。
其四、 “《图绘宝鉴》说他‘工画鹅、鸭、鹭鸶’”,“鸭”应为“雁”。
其五——其六、“这两幅‘春江晚景’ 或作‘春江晓景’。通过诗看,我们可以知道一幅是鸭戏图,一幅是飞雁图。”不妥。“春江晚景”、“春江晓景”、“鸭戏图”,“飞雁图”,均应该加书引号(《》):《春江晚景》、《春江晓景》、《鸭戏图》、《飞雁图》。又,苏轼《惠崇<春江晓景>二首》所题的应为惠崇的一幅画,而不是两幅画。关于这个问题,容后详辨。
其七、“苏轼这两首元丰八年所作的题画诗却流传万口,尤其是第一首,是九百年来人民最喜爱的小诗之一。” 苏轼这两首诗作于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距该书1957年2月北京第1版的时间是872年,距该书1984年6月北京第2版的时间是899年,都不到“九百年”。
该书注云:“〔1〕河豚,鱼名。春江水发,河豚例向上游——渔人谓之‘抢上水’。”按:此注的不妥之处在于对“河豚”的介绍太简单了。
“河豚”,《辞源》1979年7月修订第1版释云:“〔河豚〕鱼名。古谓之魨,又名鲐、鲑。亦称河口(左犬部首,右屯)。四五月间产卵,在此期卵巢及肝脏有剧毒,误食可以致命。宋苏轼《分类东坡诗》二四《惠崇春江晚景》之一:‘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虞俦《尊白堂集》四《佳句妙酝鼎至再和以谢》诗:‘不为河口(左犬部首,右屯)赋荻芽,一壶且复荐枯虾。’”
按:《辞源》修订本此释居然有三处不妥:
其一、苏轼的《惠崇春江晚境》,“境”应作“景”。
其二、“晚景”应作“晓景”。关于这个问题,容后详辨。
其三、只是介绍了河豚有剧毒,没有介绍河豚味道鲜美,也没有说明“经处理后,始可食用”。见下引《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四十四《鳞部•河豚》载:“〔释名〕……〔时珍曰〕豚,言其味美也。侯夷,状其形丑也。(左鱼右规),谓其体圆也。吹肚、气包,象其嗔胀也……。”
由此可知,“豚,言其味美也”是河豚最基本的特性。(当然,“肝脏有剧毒,误食可以致命”也是其基本特性之一。)《辞源》修订本居然将其遗漏,实在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再拿中华民国四年(1915年)十月初版的《辞源》作一对照,便更不能使人原谅。中华民国四年(1915年)十月初版的《辞源》释云:“〔河豚〕鱼名。古谓之鲐。又谓之鲑。亦谓之魨。产于水之咸淡相交处。小口大腹,无鳞,背淡苍色,而有浓黑斑纹。腹白色。有物触之,则张大如球,浮于水面。烹之其味甚美,然有剧毒,食者往往致死。因其卵巢内含有毒质也。”这里已经将河豚的两个基本特性写得明明白白:“烹之其味甚美,然有剧毒,食者往往致死。”《辞源》1979年7月修订第1版却将其最基本的特性遗漏,而只写了河豚“四五月间产卵,在此期卵巢及肝脏有剧毒,误食可以致命”这一基本特性。这怎能令人满意呢?
    《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河豚”条释云:“河豚  古称‘(左鱼右规)’、‘鯸鲐’。硬骨鱼纲,魨科鱼类的俗称。体呈圆筒形,牙愈合成牙板。背鳍一个,无腹鳍。无鳞或有刺鳞。有气囊,能吸气膨胀。种类很多,生活于海中,有些也进入淡水。中国沿海均产。肉鲜美,唯肝脏、生殖腺及血液含有毒素,经处理后,始可食用。醃制后俗称‘乌狼鲞’。卵巢可提制河豚毒素结晶,供医药用;皮可制鱼皮胶。常见的有红鳍东方魨(Fugurubripes)、紫色东方魨(F.porphyreus)、弓斑东方魨(F.ocellatus)和暗色东方魨(F.obscurus)等。”
    2.钱锺书选注《宋诗选注》
该书所选苏轼此诗诗题为《惠崇春江晚景》,不妥。苏轼以此诗题共写两首诗,该书仅选一首,故题应作为《惠崇<春江晓景>二首其一》。钱先生标作《惠崇春江晚景》,往往会给读者造成一种错觉,认为此题仅止一首诗。
    该书注“惠崇”云:“〔一〕宋初‘九僧’之一,能诗能画。”
注“春江水暖鸭先知”句云:“〔二〕苏轼《游桓山,会者十人,得“泽”字》诗也说:‘春风在流水,凫雁先拍拍’。参见孟郊《春雨后》:‘何物最先知,虚庭草争出’,又杜牧(一作许浑)《初春舟次》:‘蒲根水暖雁初下,梅径香寒蜂未知’。”
注“正是河豚欲上时”句云:“〔三〕参看苏轼《寒芦港》:‘溶溶晴港漾春晖,芦笋生时柳絮飞。还有江南风物否:桃花流水鮆鱼肥?’景物颇仿佛。”
    《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说钱锺书:“另有《宋诗选注》在诗选和注释上颇多识见,亦有很大影响。”但就这首诗的注释来说,我们不仅看不出钱锺书先生有什么“识见”,反倒觉得他在该注的地方没注,不该注的地方却大注特注。譬如:
其一、“〔一〕”对“惠崇”的注释,仅仅说“宋初‘九僧’之一,能诗能画”。关于惠崇是哪里人,这是最起码应该介绍的,钱先生却不予介绍。关于惠崇的籍里,宋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七《题惠崇<九鹿图>》 云:“惠崇与宝觉同出于长沙,而觉妙于生物之情态,优于崇。至崇得意于荒寒平远,亦翰墨之秀也。”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第四卷《纪•花鸟门》云:“建阳僧惠崇。”明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下云:“释惠崇:寿春人。善王书。”清厉鹗《宋诗纪事》卷九十一云:“惠崇,淮南人,一作建阳人,九僧之七。有集。”像这样有争议的问题,钱先生能够予以解决,方才见其有“识见”。然而很遗憾,钱先生却没有这样做。
其二、惠崇如何“能诗”、如何“能画”。特别是应该徵引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第四卷《纪•花鸟门》:“建阳僧惠崇,工鹅、雁、鹭鸶,尤工小景,善为寒汀远渚、萧洒虚旷之象,人所难到也。”然而很遗憾,钱先生却没有这样做。就算是“在”“注释上颇多识见”吗?
其三、如这首诗诗题的作年、作地、主题,以及“蒌蒿”、“芦芽”、“河豚”都是应该注释的。尤其是有关这首诗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诗题究竟是“晚景”,还是“晓景”;苏轼这两首诗所题惠崇《春江晓景》图是一幅画、还是两幅画?诗中所写的时令,亦即“河豚欲上时”,究竟是早春、仲春,还是暮春?钱锺书先生却都不予注释,全然不去考虑广大读者的水平和需求。反倒大注特注起“先知”来。这能说是“在”“注释上颇多识见”吗?
其四、该书注“〔二〕苏轼《游桓山,会者十人,得“泽”字》诗也说:‘春风在流水,凫雁先拍拍’。参见孟郊《春雨后》:‘何物最先知,虚庭草争出’,又杜牧(一作许浑)《初春舟次》:‘蒲根水暖雁初下,梅径香寒蜂未知’。”按“苏轼《游桓山,会者十人,得“泽”字》诗”题应为《游桓山,会者十人,以‘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为韵,得“泽”字》。诗的全文是:“东郊欲寻春,未见莺花迹。春风在流水,凫雁先拍拍。孤帆信溶漾,弄此半篙碧。艤舟桓山下,长啸理轻策。弹琴石室中,幽响清磔磔。吊彼泉下人,野火失枯腊。悟此人间世,何者为真宅 。暮回百步洪,散坐洪上石。愧我非王襄,子渊肯见客。临流吹洞箫,水月照连璧。此欢真不朽,回首岁月隔。想像斜川好,作诗寄彭泽。”
    苏轼游桓山的时间在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正月晦,即正月三十日。苏轼《游桓山记》云:“元丰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从二三子游于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遗音,曰:‘噫嘻悲夫,此司马桓魋之墓也。……’”
苏轼游桓山的时间在早春,而其《惠崇<春江晓景>二首》诗中所写的时间却在暮春,故与他的《游桓山,会者十人,以‘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为韵,得“泽”字》诗及《游桓山记》中所写的时间并不切合。
该书注〔二〕还说:“参见孟郊《春雨后》:‘何物最先知,虚庭草争出’,……”按孟郊《春雨后》诗(《全唐诗》题作《春后雨》,非)的全文是:“昨夜一霎雨,天意苏群物。何物最先知?虚庭草争出。”按孟郊诗中所写之景是早春之景,也与苏轼《惠崇<春江晓景>二首》诗中所写的暮春之景色不相切合。
    该书注〔二〕还说:“又杜牧(一作许浑)《初春舟次》:‘蒲根水暖雁初下,梅径香寒蜂未知’。”按杜牧此诗的诗题不是《初春舟次》,而是《初春雨中舟次和州横江,裴使君见迎,李、赵二秀才同来,因书四韵,兼寄江南许浑先辈》。诗的全文是:“芳草渡头微雨时,万株杨柳拂波垂。蒲根水暖雁初浴,梅径香寒蜂未知。辞客倚风吟暗淡,使君回马湿旌旗。江南仲蔚多情调,怅望春(一作青)阴几首诗。”这首诗的诗题开头二字即点明时间是“初春” ,也与苏轼《惠崇<春江晓景>二首》诗中所写的暮春之景色不相切合。
    《全唐诗》卷五百三十六《许浑九》有《春雨舟次和(州)横江,裴使君见迎,李、赵二秀才同来,因书四韵,兼寄江南》。诗的全文是:“芳草渡头微雨时,万株杨柳拂波垂。蒲根水暖雁初落,梅径香寒蜂未知。词客倚风吹暗淡,使君回马湿旌旗。江南仲蔚多情调,怅望青云几首诗。”与上引杜牧诗的诗题相校,缺“初”、“州”、“许浑先辈”六字,显然不通。又,诗的正文中,杜诗三句“雁初浴”,许诗作“雁初落”;杜诗五句“辞客”,许诗作“词客”;杜诗“吟暗淡”,许诗作“吹暗淡”;杜诗末句“春阴”,许诗作“青云”。对校之下,可知此诗应为杜牧所作,非许浑所作。
许浑所和杜牧此诗之作,当为《酬杜补阙初春雨中舟次(和州)横江,喜裴郎中相迎见寄》:“江馆维舟为庾公,暖波微渌(一作漾,一作涨)雨蒙蒙。红桥(一作樯)迤逦春岩下,朱旆联翩晓树中。柳滴圆波生细浪,梅含香艳吐轻风。郢歌莫问青山吏(一作客),鱼在深池(一作潭)鸟在笼。”
只要把许浑的《春雨舟次和(州)横江,裴使君见迎,李、赵二秀才同来,因书四韵,兼寄江南》诗和杜牧的《初春雨中舟次和州横江,裴使君见迎,李、赵二秀才同来,因书四韵,兼寄江南许浑先辈》诗一对读,明眼人便知杜是许非,根本无须在杜牧名下再注释“一作许浑”四字。清冯集梧注《樊川诗集注》、欧阳灼校注《杜牧集》、缪钺选注《杜牧诗选》、缪钺《杜牧年谱》等,均将《初春雨中舟次和州横江,裴使君见迎,李、赵二秀才同来,因书四韵,兼寄江南许浑先辈》这首诗定为杜牧所作。对于如此简单的问题,钱先生却不去辨识,只是在杜牧名下附注“一作许浑”四字而已,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其五、该书注“〔三〕参看苏轼《寒芦港》:‘溶溶晴港漾春晖,芦笋生时柳絮飞。还有江南风物否:桃花流水鮆鱼肥?’景物颇仿佛。”“苏轼《寒芦港》”,应为“《苏轼诗集》卷十四《和文与可洋川园池三十首》其二十五《寒芦港》”,或在诗后注明出处。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王元明先生的观点
下面,谈一下我们对苏轼《惠崇<春江晓景>二首》诗有关问题的看法。
(一)首先,必须弄清的是,苏轼这两首诗所题的是惠崇的一幅画,而不是两幅画。
惠崇的画题明明只有一个,就是《春江晓景》,怎么会是两幅画呢?如果是两幅画,如陈迩冬选注《苏轼诗选》所说:“一幅是鸭戏图,一幅是飞雁图。”为什么不题作两幅画:《春江鸭戏图》、《春江飞雁图》,而只题作一幅《春江晓景》呢?
从惠崇《春江晓景》这幅画的画面上来看,分上下两个部分:上面画的是“两两归鸿”;下面画的是“竹”、“桃花”,是“春江水”、“鸭”,是“蒌蒿”、“芦芽”。最普通的常识是:就一幅画来说,可以在下面画的是“竹”、“桃花”,是“春江水”、“鸭”,是“蒌蒿”、“芦芽”;上面是天空,可以什么都不画,也可以画“两两归鸿”。从中国画的构图理论来说,下面画的内容多,称为“密”;上面画的内容少,称为“疏”。这就是“疏密相间”的原理。绝不允许下面画的内容多(“密”);上面画的内容也多(也“密”);或者下面画的内容少(“疏”),上面画的内容也少,(也“疏”)。惠崇的这幅《春江晓景》的布局,正是符合中国画的构图原理的:下面画的是“竹”、“桃花”,是“春江水”、“鸭”,是“蒌蒿”、“芦芽”,内容多,是“密”;上面画的是天空,只画了“两两归鸿”,是“疏”。
    绝不可能是这样:上面是天空,只画了“两两归鸿”,是“疏”;下面什么也不画,更“疏”。这是有悖于中国画理的。明袁尚统的《枯林孤棹图》、清王翬《彷古山水图》(局部),现代高剑父《山水》(见中国现代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现代美术全集•中国画•山水(上)》,赵浩《秋林飞雁图》等,古今均是如此。惠崇既是宋初的著名画家,自然不会有悖于中国画的这个画理的。由此便可充分说明:苏轼这两首诗所题的是惠崇的一幅画,而不是两幅画。
(二)再说诗题:究竟是《惠崇<春江晓景>二首》,还是《惠崇<春江晚景>二首》?
显然,“晓”和“晚”这两个字,因为字形相近似,所以形近易误。就苏轼这两首诗来说,我们认为,应该作《惠崇<春江晓景>二首》。理由是:
第一首来看,“春江水暖”的一个“暖”字便已将问题说明:晚上,“春江水”自然是不“暖”的。只有到“晓”(早晨)太阳出来时,“春江水”才会变“暖”。由此可知,苏轼这两首诗的诗题应该是《惠崇<春江晓景>二首》。
    还有一点亦可证明:到了晚上,鸭子已经回到主人家中休憩,不在“春江水”中浮游。“春江”之“水暖”与不“暖”,鸭子是不会知道的,更不会“先知”。
惠崇这幅画画的应该是白天。因为只有画的是白天,才能使人看清画面上所画的内容。从第二首来看,“归鸿”“北归”,一般多在白天,极少在“晚”上。假如是晚上的话,“春江水”上已经没有“鸭”子了(“鸭”子已经被主人赶回家去了),天上又没有月亮(从苏轼的这两首诗中看不出有月亮),到处都是漆黑一片。在地面上,怎么能够看到“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呢?在天空中,又怎么能够看到“两两归鸿欲破群,依依还似北归人”呢?也就是说,一句话:什么也看不见!特别是像天上小到“两两归鸿”,江岸上小到“竹外桃花三两枝”、“芦芽短”及“春江水”中之“鸭”,更是看不清楚。既然这样,我们就可以运用逻辑学上的排除法:关于苏轼这两首诗的诗题,不就是“晓景”和“晚景”之争吗?既然我们已经将“晚景”给排除掉了,那就只剩下“晓景”了。
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是:苏轼这两首诗的诗题应该是《惠崇<春江晓景>二首》。
(三)苏轼这两首诗中所写的时令是“早春”、“仲春”还是“暮春”?
我们认为:苏轼这两首诗中所写的时令是“暮春”,即阴历三月。再具体一点来说,是阴历三月中旬半,即阴历三月十五日。理由是:
1、由上述可知,苏轼这两首诗所题的是惠崇的一幅画,而不是两幅画。于是,我们就应该把苏轼这两首诗联系起来看,而不应该将其分割开来看。也就是说,这两首诗所写的时令是一致的。那么,苏轼在第二首诗中不是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吗?“遥知朔漠多风雪,更待江南半月春。”关于这两句,徐中玉先生在《苏东坡文集导读》中说得很对:“(4)‘遥知’二句——归雁想北归又害怕风雪,因而还想在江南多呆一段时间:写得雁极有灵性。” “归雁”“还想在江南多呆”多长时间呢?——“更待江南半月春。”春季共三个月,即阴历的正月、二月、三月。正月又称初春、孟春等,二月又称仲春、杏月等,三月又称暮春、季春、晚春等。诗中既然说“归鸿”是想“更待江南半月春”,那么诗中所写的时间也就是阴历三月十五日,即暮春三月中旬半。
2、宋陈子象(岩肖)《庚溪诗话》卷下曰:“六一居士《诗话》载:梅圣俞尝赋《河豚鱼》诗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于此时,贵不数鱼虾。’此鱼常出于春暮,食柳絮而肥,南人多与荻芽为羹,最美。知诗者谓祗破题两句已道尽河豚好处。然余尝寓居江阴及毘陵,见江阴每腊尽春初已食之,毘陵则二月初方食。其后官于秣陵,则三月间方有之,盖此鱼由海而上,近海处先得之,鱼至江,则春已暮矣。江陵、毘陵无荻芽,秣陵等处则以荻芽芼之。然则圣俞所咏,乃江左河豚鱼也。……’”“秣陵”,《辞海》释云:“秣陵  古县名。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改金陵邑置。治今江苏江宁南秣陵关。东汉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孙权自京口徙治于此,次年改名建业,移治今南京市。晋太康元年(280年)灭吴,复改名秣陵;三年分淮水(今秦淮河)南为秣陵,北为建邺。义熙九年(413年)移治京邑,在斗场柏社(今南京市武定桥东南);元熙元年(419年)又按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移治扬州府禁防参军(今南京市故报恩寺附近)。隋并入江宁。”又释“惠崇”云:“惠崇(?—1017) 北宋画家。僧人。建阳(今属福建)人,一作淮南人。……”“淮南”,《辞海》释云:“淮南……④路名。宋至道十五路之一。治扬州(今江苏扬州市)。……”不管惠崇是“建阳”人,抑或是“淮南”人,总之都是属于南方人。他对河豚上时各地不同的情况是十分清楚的,也应该是吃过河豚的。假如他是“淮南”人,他就更清楚河豚在“秣陵,则三月间方有之”。
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2月第1版)。于其一“蒌蒿”句下注云:“〔翁方纲注〕《王渔洋诗话》:《尔雅》,购,蔏蒌。郭璞注:蔏蒌,蒌蒿也。生下田,初出可啖,江东用羹鱼。故坡诗云然,非泛咏景物也。”又于“正是”句下注云:“〔施注〕梅圣俞《河豚》诗: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于此时,贵不数鱼虾。〔查注〕《演繁露》引《博雅》云:鯸口(左鱼右颐的右半字),魨也。背青腹白,触物,即怒其肝杀人。《苕溪渔隐》云:按《游仙杂录》,暮春杨花飞,此鱼大肥,江淮人脔其肉,杂蒌蒿、荻芽,瀹而为羹。或不甚熟,亦能害人。张耒《明道杂志》云:此鱼有二种,色澹黑有文点,谓之斑子。阮阅《诗话总龟》:梅圣俞诗,春岸飞杨花。永叔谓河豚食杨花则肥。韩偓诗,柳絮覆溪鱼正肥。大抵鱼食杨花则肥,不必河豚。〔诰按〕此乃本集上上绝句,人尽知之,而固陵毛氏独不谓然。凡长于言理者,言诗则往往别具肺肠,卑鄙可笑,何也?”这些例证,都说明苏轼《惠崇<春江晓景>二首》诗中所写的是暮春时节。
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2月第1版)卷十四载苏轼《和文与可洋川园池三十首》其二十五《寒芦港》诗云:“溶溶晴港漾春晖,芦笋生时柳絮飞。还有江南风物否?桃花流水鮆鱼肥。”该书于“芦笋”句下注云:“〔施注〕梅圣俞《河豚》诗: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于此时,贵不数鱼鰕。”
这足以说明,苏轼这首诗中所写“芦笋生时柳絮飞”的季节,正和梅尧臣《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诗中所写“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当是时,贵不数鱼鰕”的季节是一样的,都是暮春时节。该书又于“桃花”句下注云:“〔王注次公曰〕(按:应为〔王注〕〔次公曰〕)鮆,音才礼反。《玉篇》注云:刀鱼也。〔王昌龄曰〕《水衡记》:黄河二月三月水,名桃花水。〔施注〕《续仙传》张志和《渔父词》云: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桃花水”出现在阴历“二月”或“三月”,即仲春或暮春。这又说明,暮春时节也还有桃花开放,绝不能一看见苏轼《惠崇<春江晓景>二首其一》诗中的“竹外桃花三两枝”,便认为苏轼这一首诗写的是早春景物。
从苏轼《惠崇<春江晓景>二首其一》诗中看,“蒌蒿满地芦芽短”句,写的并不是早春或仲春的景物,而恰恰正是暮春时候的景物。“蒌蒿”并不是初生的嫩芽,已经是“满地”;“芦芽”也不是初生之时,只是还不长(“短”)而已。
6、那么,对苏轼《惠崇<春江晓景>二首其一》诗的首句“竹外桃花三两枝”,又该作如何理解呢?一般比较粗心的人,往往不去考虑诗的第三句“蒌蒿满地芦芽短”写的是不是暮春时候的景物,更不会去顾及到第二首中的三、四句:“遥知朔漠多风雪,更待江南半月春。”只要一看到诗的首句“竹外桃花三两枝”,便会认为苏轼这一首诗写的是早春景物。他们错误地认为,这一句写的是:“竹外”的“桃花”刚刚开放了“三两枝”。那么,这不是“早春的风光”又是什么呢?
但当我们细心地通览全诗之后,当我们已经确认苏轼这两首诗写的不是“早春”和“仲春”风光,而是暮春风光时,我们便会这样正确地去理解“竹外桃花三两枝”这句诗:这“竹外”“三两枝”的“桃花”,是江南暮春时节晚开的稀稀拉拉的、所剩不多的“桃花”,仅仅只有“三两枝”而已。
“管中窥豹,时见一班(斑)”。由上所述,我们通过苏轼这两首小诗的研究情况,便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学术界所存在的弊端。
一、 首先,是所选录作品的标题不规范。
即如苏轼的《惠崇<春江晓景>二首》诗来说。如选其二首,诗题应作《惠崇<春江晓景>二首》,或《惠崇<春江晚景>二首》。除了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的《苏轼诗集》本,清张景星、姚培谦、王永祺编选的《宋诗别裁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四部备要•苏东坡全集》本,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苏东坡集》本,傅璇琮等主编的《全宋诗》本,近人高步瀛选注的《唐宋诗举要》本等,可以对诗题中的《春江晓景》不加单书引号(<春江晓景>)以外,其他选本都应该加单书引号(<春江晓景>)。但如陈迩冬选注的《苏轼诗选》及其《苏东坡诗词选》,刘乃昌选注《苏轼选集》,吴鹭山、夏承焘、萧湄合编的《苏轼诗选注》,徐中玉著《苏东坡文集导读》,王水照选注《苏轼选集》等,均题作《惠崇春江晚景二首》或《惠崇春江晓景二首》。
二首选其一首者,诗题应作《惠崇<春江晚景>二首其一》,或《惠崇<春江晓景>二首其一》。但却出现三种不合标准的情况:
其一、标作《惠崇春江晚景》或《惠崇春江晓景》。
标作《惠崇春江晚景》的,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宋诗一百首》本,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本,金启华、臧维熙选注的《古代山水诗一百首》本,郑孟彤、王春煜、李儒炯编著《苏东坡诗词文译释》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小学生必背古诗词》编写组编的《小学生必背古诗词》本。
标作《惠崇春江晓景》的,有钱锺书选注的《宋诗选注》本,季镇淮、冯锺芸、陈贻焮、倪其心选注《历代诗歌选》第三册本,奠中选、秀龙、陆浑注析《唐宋绝句选注析》本,锺尚钧、马大品、黄为之编著《中国历代诗歌类编》本等。
其二、虽然对《春江晓景》或《春江晓景》加了书引号(《》),但却没有标出“二首其一”、“二首选一”或“二首之一”。
此如刘树勋《唐宋诗选讲》本,北京教育学院小学教研室编《古诗初读》本,张犁主编的《小学语文知识全手册》(钻石版)本,语文出版社教材研究中心、十二省小语教材编写委员会编著的小学《语文》三年级下册本,及《语文教学参考》本。
其三、虽然标出了“二首其一”、“二首选一”或“二首之一”,但却对《春江晓景》未加书引号(《》)。
此如吴熊和、蔡义江、陆坚著《唐宋诗词探胜》本,吴在庆《新编宋诗三百首》本,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的《东坡选集》本,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宋诗鉴赏辞典》本,王洪主编的《古代诗歌鉴赏辞典》本,邓南、陈明贞选注的《宋诗精华》本。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全都标错了!
苏轼题惠崇《春江晓景》图的诗本为两首,如果只是选第一首,却不明白地标出“二首其一”的话,最易使读者在阅读时产生错觉,以为苏轼为惠崇的《春江晓景》图仅仅题了一首诗,便不再去查阅《苏轼诗集》,也不再去想还有另一首诗。本来,苏轼这两首诗是一个整体,那么我们在阅读鉴赏这两首诗时也应该将它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才不至于产生片面的理解。如果不看第二首,单单从第一首来看,仅仅从诗中“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及“芦芽短”,便会使人感到苏轼这两首诗所写“河豚欲上时”的时令是早春或仲春,但一看第二首中的“遥知朔漠多风雪,更待江南半月春”二句,才猛然醒悟:啊!原来作者在这里已经说得十分明白——“河豚欲上时”的时令既不是早春,也不是仲春,正是暮春三月!再具体一点说,正是阴历三月十五日!!
二、研究浮于表面,极不深入。从苏轼元丰八年(1085年)到现在,已经有923年了。但关于这两首诗的诗题,究竟是“晓景”、还是“晚景”,一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而且,自从上世纪1957年陈迩冬在其选注的《苏轼诗选》首先提出“通过诗看,我们可以知道一幅是鸭戏图,一幅是飞雁图”。直到现在,依然认为苏轼这两首诗所题惠崇的《春江晓景》图就是两幅图:“一幅是鸭戏图,一幅是飞雁图。”又都无一例外地认为这两首诗写的是“早春”或“仲春”景象。
三、懒惰成习,不愿在广泛收集资料、阅读资料上下功夫。
譬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小学生必背古诗词》编写组所编的《小学生必背古诗词》一书,出版于2003年9月;张犁主编的《小学语文知识全手册》一书,出版于2006年4月。前者说“这是苏轼为朋友写的题画诗”,是说惠崇是“苏轼”的“朋友”,根据何在?这里说的“朋友”,显然不是指惠崇之外的其他“朋友”,而是指《春江晚景》图的作者惠崇。后者则更明白地指出:“惠崇”“是苏轼的好朋友”。
关于这个问题,只要编者查一下1989年版《辞海》、1999年版《辞海》和《中国美术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便可一目了然:因为在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苏轼出生时,惠崇已经去世二十年了,怎么能够成为“苏轼的好朋友”呢?可想而知,这两本书的编者显然是没有查过1989年版《辞海》和《中国美术辞典》的。
四、抄袭成风。
    即便是像夏承焘、徐中玉、刘乃昌、朱靖华等这样的大家,也居然如此。
五、基本知识题太差。
    像刘乃昌这样的苏轼研究专家,居然在注释中鉴赏文章中说“初春二月”(见刘乃昌选注《苏轼选集》)。朱靖华、涂道坤居然在鉴赏文章中原样照抄(见王洪主编《古代诗歌鉴赏辞典》(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初春”是阴历正月,阴历“二月”是仲春,这是中国一般人都知道的常识,像朱靖华这样的大家居然会不知道。而且,这本书的主编也不知道是怎样当的,不知道主编是否认真地审阅过这篇文章。该书的版权页上标明该书的责任编辑有三个人:施连方、洪欣、赵珩。责任监制一人:茹蓓。不知道他(她)们尽到了“责任”没有?
六、引文不准确,且不注明出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文学遗产》2008年第6期刊载了王友胜《五十年来钱锺书<宋诗选注>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简直把钱锺书的《宋诗选注》一书捧上了天:“《宋诗选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诸多宋诗选注本中学术质量颇高,流播最广,影响最卓的一部。如果说清初吴之振等编辑的《宋诗钞》当时‘几于家有其书’,‘所钞宋诗,久风行天下’,在有清一代由此掀起了一股浓厚的宗宋诗风,改变了明人独宗唐诗的局面,那么钱锺书编选的《宋诗选注》也因名家名著的非凡身份而版本甚多,发行量极大,成为当今学人研究宋诗的重要范本,即使在日本,也被认为是宋诗最有价值的注本,宋诗的一种权威性的参考文献’。”
    当您看了王元明对钱锺书《宋诗选注》中所选苏轼《惠崇春江晓景》从原文到注释的批评后,您还相信王友胜对钱锺书《宋诗选注》一书那么高的评价吗?
    《文学遗产》2008年第2期刊发了西南科技大学蒋宗许教授的《“至今犹忆李将军”正解》一文。
    王元明当时在浙江杭州帮女儿照料小孩,再加上他的3万册藏书和大量的研究资料都在洛阳,故只能抽空写作旧体诗词。5月3日,星期日,他到浙江省图书馆阅览室看到了蒋宗许教授的文章,认为错误颇多。于是便着手撰写商榷文章。他的方法是,不看别人对高适《燕歌行并序》的注释和分析文章,先从逐字逐句注释入手,然后再查阅别人对这首诗的注释、分析及其他有关资料。到6月7日,他仅用一个月的时间便撰写了《<‘至今犹忆李将军’正解>之我见》、《李广与李牧比较论》、《高适<燕歌行并序>的主题是什么》等14篇论文18万字。5月13日,他给《文学遗产》编辑部寄去了《<“至今犹忆李将军”正解>之我见》。7月1日下午3时许,《文学遗产》编辑部的张剑先生打电话给王元明,要他将原来8800字的《<“至今犹忆李建军”正解>之我见》压缩到1600字左右,尽快寄回《文学遗产》编辑部准备发表。当天晚上,王元明便把稿子改好了,压缩到1900字,第二天上午便寄给了《文学遗产》编辑部。
    2008年《文学遗产》第6期刊发了王元明的《<‘至今犹忆李将军’正解>之我见》:
    蒋宗许先生的《“至今犹忆李将军”正解》一文中,认为高适《燕歌行》诗中“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的“李将军”,指的不是“汉之飞将军”李广,而是战国末期赵国的名将李牧。并认为古今注家多指李广,唯孙钦善《高适集校注》在先引李广事迹作注后又云:“或谓李将军指李牧,亦通。”
    实则,言“李将军”或为李牧说者非唯孙氏注本。清吴乔《围炉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马茂元《唐诗选》亦有类似说法。而笔者以为“李将军”仍指李广为宜,其证如下:
    一、首先,在《高适集》中,作者写他所“仰慕”的“将军”,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有春秋时期的齐人孙武、战国时期的卫人吴起、赵人廉颇,并不仅止李牧一人。如《蓟中作》诗云:“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李云南征蛮诗并序》云:“廉蔺若未死,孙吴知暗同。”至于李牧,集中仅有一首《睢阳酬别畅大判官》:“李牧制儋蓝,遗风岂寂寥。”
    二、唐代诗人多借汉写唐,高适亦复如此。在汉代的“将军”中,高适所“仰慕”的,有卫青、霍去病,但就身先士卒、英勇善战和体恤士卒来说,高适最“仰慕”的还是“汉之飞将军”李广。在《高适集》中,《塞上》诗云:“东出卢龙塞,浩然客思孤。亭堠列万里,汉兵犹备胡。……惟昔李将军,按节出皇都。总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此处“李将军”指李广甚明。《送浑将军出塞》:“李广从来先将士,卫青未肯学孙吴。”更直呼李广之名。
    三、从诗的特定语言环境来看。高适的《塞上》诗,前面既说“汉兵犹备胡”,那么后边的“惟昔李将军”,便显然是“汉之飞将军”李广。在《送浑将军出塞》诗中,前面先说“汉家已是浑邪王”,后面顺理成章地歌颂“汉之飞将军”:“李广从来先将士”。同理,在《燕歌行》中,作者一开始也是把诗的背景限定在“汉代”:“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那么,后边的“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的“李将军”,自然也应该是汉代的李广,而非战国末期的赵将李牧。
    四、从诗的主题来说。蒋文认为《燕歌行》的“主题”是对开边的否定。笔者认为,从诗中“汉家烟尘在东北”、“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胡骑凭陵杂风雨”等句可知,是匈奴首先入侵汉边,汉朝将士是为抗敌守边而战,是反侵略之战。《燕歌行》的主题是:赞颂“汉之飞将军”李广的身先士卒、英勇善战和体恤士卒,对当时贪生怕死、腐化轻敌、不恤士卒的边将予以斥责和讽刺。由于李广的身先士卒、英勇善战和体恤士卒,才使士卒不觉“征战苦”、“咸乐为之死”、“亦多乐从李广”、“爱乐为用”(《史记•李将军列传》)。在这些方面,李牧不及李广。高适对李牧的赞颂也仅限于边功方面。
    综上所述,《燕歌行》的“李将军”应该是指汉代的李广。
  王元明《<“至今犹忆李将军”正解>之我见》的原稿(8800字)及其他14篇有关高适《燕歌行》的论文,拟由国际汉诗协会和新加坡宣和文物联合出版。兹仅录《高适<燕歌行并序>论析》一文于此:
          
高适<燕歌行并序>论析
王元明
                               一
    高适的《燕歌行并序》诗高不仅是作者的代表作,而且是其诗作的“第一大篇”(《唐百家诗选》赵熙批语),同时也是唐代边塞诗中的一篇杰作。诗的全文是:
燕歌行并序
    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元戎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

          汉家烟尘在东北,    汉将辞家破残贼。
男儿本自重横行,  天子非常赐颜色。
摐金伐鼓下榆关,    旌旆逶迤碣石间。
           校尉羽书飞翰海,    单于猎火照狼山。
山川萧条极边土,  胡骑凭陵杂风雨。
战士军前半死生,    美人帐下犹歌舞。
   大漠穷秋塞草腓,     孤城落日斗兵稀。
身当恩遇常轻敌,   力尽关山未解围。
铁衣远戍辛勤久,     玉筋应啼别离后。
          少妇城南欲断肠,     征人蓟北空回首。
边庭飘飖那可度,   绝域苍茫无所有!
杀气三时作阵云,      寒声一夜传刁斗。
          相看白刃血纷纷,      死节从来岂顾勋?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   至今犹忆李将军!
   《燕歌行》,乐府《平调区》名。以魏文帝曹丕所作二首为最早,皆写女子怀念远行的丈夫,为现存最早的七言诗体。《乐府诗集•平调曲•〈燕歌行〉》:“《乐府解题》曰:晋乐奏魏文帝‘秋风’、‘别日’二曲,言时序迁换,行役不归,妇人怨旷无所诉也。《广题》曰:燕,地名也,言良人从役于燕,而为此曲。”后人所作,多写征戍之事。燕,古国名。本作“匽”、“郾”。公元前十一世纪周分封的诸侯国。姬姓。开国君主是召公奭,在今河北省北部和辽宁省西端,建都蓟(今北京城西南)。公元前222年为秦所灭。歌行,古代诗歌的一种体裁。汉魏以下的乐府诗,题名为“歌”和“行”的颇多。二者虽名称不同,其实并无严格的区别。其形式比较自由,大抵模拟乐府诗的风格,语言通俗流畅,文体比较铺展。其中多有叙事之作。高适的《燕歌行并序》,其篇幅之长,为古今《燕歌行》诗之冠。就其反映现实生活之深广、刻划征夫征战生活之苦之细致,亦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作。
    这首诗前面有“序”,按明履宋刻《高常侍集》十卷本云:“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元戎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元戎”, 《又玄集》、《才调集》、《文苑英华》、《唐诗所》、《全唐诗》等作“御史大夫张公”,非。“元戎”,主军事者之称。即总戎、主帅。在《高适集》中,“元戎”显然是指礼部尚书、开府仪同三司、信安王李祎。高适在《信安王幕府诗并序》的诗“序”中说:“开元二十年,国家有事林胡,诏礼部尚书、信安王李祎总戎大举……。”《塞上》诗云:“总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蓟门五首》其三云:“元戎号令严,人马亦轻肥。”开元二十六年(738),发生在唐朝东北边境上的战争,只有“潢水”之战。《旧唐书•张守珪传》云:“(开元)二十六年,(张)守珪裨将赵堪、白真陀罗等假以守珪之命,逼平卢军使乌知义,令率骑邀叛奚馀烬于潢水之北,将践其禾稼。知义初犹固辞,(白)真陀罗又诈称诏命以迫之,知义不得已而行。及逢贼,初胜后败,守珪隐其败状而妄奏克获之功。事颇泄,上令谒者牛仙童往按之。守珪厚赂仙童,遂附会其事,但归罪于白真陀罗,逼令自缢而死。二十七年,仙童事露伏法,守珪以旧功减罪,左迁括州刺史。到官无几,疽发背而卒。”《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唐纪三十》云:“(开元二十七年)六月,以御史大夫李适之兼幽州节度使。”“幽州将赵堪、白真陀罗矫节度使张守珪之命,使平卢军使乌知义邀击叛奚馀党于潢水之北。知义不从,白真陀罗矫称制指以迫之,知义不得已出师,与虏遇,先胜后败。守珪隐其败状,以克获闻。事颇泄,上令内谒者监牛仙童往察之,守珪厚赂仙童,归罪于白真陀罗,逼令自缢死。仙童有宠于上,众宦官疾之,共发其事。上怒,甲戌,命杨思勖仗杀之。……守珪坐贬括州刺史。”这里《资治通鉴》将“潢水”之战记于开元二十六年六月,盖追溯往事。
   《又玄集》、《才调集》、《文苑英华》、《唐诗所》、《全唐诗》等编者,仅从《燕歌行并序》诗“序”中的“开元二十六年”,便认定诗中所写战争是与发生在开元二十六年的“潢水”之战有关,于是便把“序”中的“元戎”直接改作“御史大夫张公”,即幽州节度使张守珪,这是错误的。除了上述指信安王李祎外,还有六条理由可资证明:
    其一、《燕歌行并序》诗中所写的是异族入侵汉朝边境,汉朝战士反对强敌入侵、保卫祖国边疆的卫国战争,而“潢水”之战的性质不同。从《燕歌行并序》诗云:“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校尉羽书飞翰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等诗句看,这首诗明明写的是异族入侵汉朝的“东北”边境。“烟尘”,“ 烟”指烽烟,烽火之烟。烽烟起,边寇兴,故用作边警之词。烽,指烽燧、烽火。古时边防报警的两种信号。《后汉书•光武帝纪下》:“修烽燧。”李贤注:“前书音义曰:边方备警急,作高土台,台上作桔皋,桔皋头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火,举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积薪,寇至即燔之,望其烟,曰燧。昼则燔燧,夜乃举烽。”桔皋,可以牵引上下的木制机具。兜零,笼。烽烟引申为边警,即敌寇入侵。尘,指战场上扬起的尘土。此指敌寇入侵骑兵奔驰时所扬起的尘土。这里“烟尘”指匈奴入侵汉朝的“东北”边境,发动了侵略战争。诗中借汉写唐,实则是说契丹和奚族入侵了唐朝的“东北”边境。“校尉羽书飞翰海,单于猎火照狼山”二句是倒装句,先有“单于猎火照狼山”,才有“ 校尉羽书飞翰海”。“猎火”,指匈奴在作战之前举行大规模的校猎所燃起的火炬,实则是在进行军事演习,作为入侵汉朝边境的前奏,故“猎火”实则是“战火”。因为诗的前句已点名“汉家烟尘在东北”,所以在这两句中间就省略了匈奴入侵汉朝“东北”边境的情节。正是由于匈奴入侵了汉朝的“东北”边境,才有了“ 校尉羽书飞翰海”。“羽书”,古时征调军队的文书,上插鸟羽表示紧急,必须迅速传递。杜甫《秋兴八首》其四云:“直北关山金鼓振,征西车马羽书驰。”“翰海”、“ 狼山”,上下相对,互文见义,典出《史记•卫青霍去病传》:“是岁元狩四年也。……(霍去病)悉以李敢等为大校,当裨将,出代、右北平二千馀里,直左方兵,所斩捕功已多于(卫)青。……既皆还,上曰:‘票骑将军去病,……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这里的“狼山”即指“狼居胥山”。“ 瀚海”指蒙古大草原,“狼山(即狼居胥山)”自然也应在蒙古大草原中。《辞海》云“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山”,较为可信。在《燕歌行并序》诗中,“翰海”、“狼山”则泛指契丹和奚族所居住的地方。“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二句,联系上下文,意思是说:“胡骑”凭借着他们的兵强马壮,人数众多,突然像急风暴雨一般入侵汉朝的“东北”边境,且已打到“榆关”、“碣石”一带。从“榆关”、“碣石”到“东北”边境一带汉朝的土地,在“胡骑”铁蹄的践踏蹂躏之下显现出一派萧条冷落的景象。“凭陵”,即恃势陵人,恃仗强大侵凌他人。《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云:“介恃楚众,以凭陵我敝邑。”《文选•王俭〈褚渊碑文〉》云:“嗣王荒怠于大位,强臣凭陵于荆楚。”《注》:“铣曰:‘凭陵,勇暴貌也。’”李华《吊古战场文》云:“当此苦寒,天假强胡。凭陵杀气,以相剪屠。”“杂”,与“霅(shà)”通。即猝(cù促),突然,出其不意。《说文通训定声》云:“杂,叚借为霅。《方言》:‘杂,猝也。’”霅,又通“霎(shà)”,迅疾的样子。马融《广成颂》云:“翚然云起,霅然雹落。”扬雄《甘泉赋》云:“霅然云开。”风雨,刘向《新序•善谋》云:“韩安国曰:‘且匈奴者,轻疾悍亟之兵也。来若风雨,解若收电。’”这里指契丹和奚族凭仗着兵强马壮、人数众多,突然如急风暴雨一般入侵唐朝。开元二十六年的“潢水”之战,是张守珪的裨将“赵堪、白真陀罗等假以守珪之命,逼平卢军使乌知义,令率骑邀叛奚馀烬于潢水之北”,即主动去拦击“叛奚馀烬”,与诗中所写的异族入侵汉朝“东北”边境,汉朝战士反抗强敌入侵、保卫祖国边疆的卫国战争,性质完全不同。
    其二、开元二十六年的“潢水”之败,“(张)守珪隐其败状而妄奏克获之功”之事泄露,当在开元二十七年六月之前不久。也就是说,在开元二十六年高适写作《燕歌行并序》诗时,此事尚未泄露。所以,“潢水”之败与高适《燕歌行并序》诗中所写战争无关。
    其三、战争地点不合。《燕歌行并序》诗中所写战争的地点是在“榆关”、“碣石”一带,开元二十六年的“潢水”之战的地点在“潢水之北”。二者方向相反,地点不同。“榆关”,即渝关,山海关。在今河北省秦皇岛市东北。其地古有渝水,县(临榆县,又作临渝县)与关均以水得名。“碣石”,山名。在今河北省昌黎县北。秦始皇、汉武帝均曾东巡至此,刻石观海。东汉建安十二年(207),曹操用兵乌桓过此,作《步出夏门行二首》其一云:“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潢水”,古水名,又称潢河,黄水,饶乐水,即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一称沙拉木伦河,蒙古语意为“黄色的河”。西辽河北源。在内蒙古自治区东部。源出克什克滕旗西南白岔山,东流和老哈河汇合后称西辽河。始见于《两唐书》。为契丹、奚(xí习)等族聚居地。从“榆关”、“碣石”到契丹、奚族所聚居的“潢水之北”,距离至少有数百里之遥,二者自是风马牛不相及也。
    其四、战争的时间不合。按上引《旧唐书•张守珪传》所云:“(开元)二十六年,守珪裨将赵堪、白真陀罗等假以守珪之命,逼平卢军使乌知义,令率骑邀叛奚馀烬于潢水之北,将践其禾稼。”“将践其禾稼”,自当在春、夏、秋“禾稼”正在生长或即将成熟之时,而《燕歌行并序》诗中所写战争的时间则是在“穷秋”(“大漠穷秋塞草腓”),此时“禾稼”早已收割完毕,还怎么去“践”踏呢?
其五、《燕歌行并序》诗的主旨是赞颂唐代类似李广那样身先士卒、英勇善战、体恤士卒的将军,对那些贪生怕死、不恤士卒、腐化“轻敌”的将军予以讽刺。赵堪、白真陀罗等以及平卢军使乌知义虽然战败,张守珪虽然“隐其败状,而妄奏克获之功”,但均无贪生怕死、不恤士卒、腐化“轻敌”之事,即没有“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之事。
其六、与张守珪的生平事迹不合。
    《燕歌行并序》诗云:“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而张守珪则是唐代的守边名将,“每战皆捷”(见《旧唐书•张守珪传》),堪称常胜将军。从《两唐书》的《张守珪传》及《资治通鉴》所载,在他数十年的守边生涯中,“每战皆捷”,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败仗。如《旧唐书•张守珪传》云:“张守珪,陕州河北人也。初以战功授平乐府别将,从郭虔瓘于北庭镇,遣守珪率众救援。在路逢贼甚众,守珪身先士卒,与之苦战,斩首千馀级,生擒贼率颉斤一人。开元初,突厥又寇北庭,虔瓘令守珪间道入京奏事,守珪因上书陈利害,请引兵自蒲昌、轮台翼而击之。及贼败,守珪以功特加游击将军,再转幽州良社府果毅。守珪仪形瑰壮,善骑射,性慷慨,有节义。……守珪后累转左金吾员外将军,为建康军使。”“(开元)十五年,吐蕃寇陷瓜州,王君毚死,河西恟惧。以守珪为瓜州刺史、墨离军使,领馀众修筑州城。板堞才立,贼又集至城下,城中人相顾失色,虽相率登碑,略无守御之意。守珪曰:‘彼众我寡,又创痍之后,不可以矢石相持,须以权道制之也。’乃于城上置酒作乐,以会将士。贼疑城中有备,竟不敢攻城而退。守珪纵兵击败之。于是修复廨宇,收合流亡,皆复旧业。守珪以战功加银青光禄大夫,仍以瓜州为都督府,以守珪为都督。瓜州地多沙碛,不宜稼穑,每年少雨,以雪水溉田。至是渠堰尽为贼所毁,既地少林木,难为修葺。守珪设祭祈祷,终宿而山水暴至,大漂材木,塞涧而流,直至城下。守珪使取充堰,于是水道复旧,州人刻石以纪其事。明年,迁鄯州都督,仍充陇右节度。”《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唐纪二十九》又补充云:“(开元十六年秋七月,吐蕃大将悉末郎寇瓜洲,都督张守珪击走之。”“(开元十七年)三月,瓜洲都督张守珪、沙洲刺史贾师顺击吐蕃大同军,大破之。”
    再看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张守珪到“东北”边境之后的情况,《旧唐书•张守珪传》云:
    (开元)二十一年,转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营州都督、河北节度副大使,俄又加河北采访处置使。先是,契丹及奚连年为边患,契丹衙官可突干骁勇有谋略,颇为夷人所伏。赵含章、薛楚玉等前后为幽州长史,竟不能拒。及守珪到官,频出击之,每战皆捷。契丹首领屈剌与可突干恐惧,遣使诈降。守珪察知其伪,遣管记右卫骑曹王悔诣其部落就谋之。悔至屈剌帐,贼徒初无降意,乃移其营帐渐向西北,密遣使引突厥,将杀悔以叛。会契丹别帅李过折与可突干争权不叶,悔潜诱之,夜斩屈剌及可突干,尽诛其党,率馀众以降。守珪因出师次于紫蒙川,大阅军实,宴赏将士,传屈剌、可突干等首于东都,枭于天津桥之南。诏封李过折为北平王,使统其众,寻为可突干馀党所杀。二十三年春,守珪诣东都献捷,会籍田礼毕酺宴,便为守珪饮至之礼,上赋诗以褒美之。廷拜守珪为辅国大将军、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馀官并如故。仍赐杂彩一千匹及金银器物等,与二子官,仍诏于幽州立碑以纪功赏。
《新唐书•张守珪传》所载与上基本相同,却又在“(开元)二十六年”前补充云:
 久之,(守珪)复讨契丹馀党于捺禄山,鹵获不訾。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唐纪三十》将张守珪这次捺禄山之胜载之于开元二十五年:“(开元)二十五年二月)乙酉,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破契丹于捺禄山。”《资治通鉴》还在开元二十三年正月载:“乙亥……上美张守珪之功,欲以为相,张九龄谏曰:‘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赏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其名而不使任自职,可乎?’对曰:‘不可!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且守珪才破契丹,陛下即以为宰相;若尽灭奚、厥,将以何官赏之?’上乃止。”又:“(开元二十四年三月)张守珪使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安禄山讨奚、契丹叛者,禄山恃勇轻进,为虏所败。夏四月辛亥,守珪奏请斩之。禄山临刑呼曰:‘大夫不欲灭奚、契丹邪?奈何杀禄山?’守珪亦惜其骁勇,欲活之,乃更执送京师。张九龄批曰:‘昔禳苴诛庄贾,孙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赦令免官,以白衣将领。九龄固争曰:‘禄山失律丧师,于法不可不诛。且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识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由上述可知,《燕歌行并序》诗“序”中作“元戎”是对的,《又玄集》、《才调集》、《文苑英华》、《唐诗所》、《全唐诗》等将“元戎”改作“御史大夫张公”是错误的。王安石《唐百家诗选》、(赵熙批语),高步瀛《唐宋诗举要》,马茂元《唐诗选》,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游国恩、王起等主编《中国文学史》,林庚、冯沅君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诗选》,金启华等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海辞书出版社《唐诗鉴赏辞典》(徐永年赏析),王洪主编《古代诗歌鉴赏辞典》(罗宗强赏析),熊依洪主编《隋唐五代文学大观》,廖仲安、李华等主编《唐诗一万首》等同上。顾复生新著《唐诗三百首新注》,沙灵娜译诗、何年注释《唐诗三百首全译》,孙钦善《高适集校注》、吴相洲《高适岑参诗选》等虽将“序”作“元戎”,但将“元戎”指张守珪;孙育华主编《唐诗鉴赏辞典》(崔铭赏析)虽未引诗“序”,但说诗中所写战争是指开元二十四年“(安)禄山恃勇轻进,为虏所败”之事及开元二十六年“潢水”之战,均不妥。开元二十年(732),唐玄宗“以朔方节度副大使信安王祎为河东、河北行军副大总管,将兵击奚、契丹”(《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唐纪二十九》)。高适曾投到李(祎)幕下,希望为其效力,但终未能如愿。在《信安王幕府诗并序》诗中,他写到:“直道常兼济,微才独弃捐。曳裾诚已矣,投笔尚凄然。”《蓟中作》诗云:“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自蓟北归》诗云:“谁怜不得意,长剑独归来!”开元二十三年(735),“高适三十五岁。应征赴长安,落第。当在燕赵被举,荐举之人或为韦济、或为张守珪。”(见孙钦善《高适集校注•年谱》)。在北上燕赵这一段时间中,他对边地生活自然是熟悉的。因而在看到“客”所作的《燕歌行》后,有感于征戍之事,便作了这首《燕歌行并序》。虽然“客”的《燕歌行》原诗没有存留下来,但从高适的和诗中可知其内容应和高诗基本相同。因为高适的和诗,并不是依其原韵相和,显然是从内容上相和。高适于北上期间及以后,描写蓟北时期生活的诗很多,但从未涉及“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这类典型事例。所以可想而知,“客”之《燕歌行》诗的主要内容应该是和“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类似的内容。高适正是为这一典型事例所震惊,才“有感” 而发,写作了这首和诗。
                              二
    要想正确且全面地理解全诗,还必须认识到“汉将辞家破残贼”的“汉将”和下文的腐败、“轻敌”的将军不是一个人,一种形象,而是两个人、两种形象。下文中所写的腐败、“轻敌”的将军,是一个打了败仗、被围困在“孤城”之中的将军,而“汉将辞家破残贼”的将军却是一个“破残贼”的胜将。“破”,本义是石碎。《说文》云:“破,石碎也。从石皮声。”这里指行师败其军夺其地。《史记•淮阴侯列传》云:“敌国破,谋臣亡。”又《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云:“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李牧多为奇陈(阵),张左右翼击之,大破匈奴十馀万骑。”“破残贼”,即打败了凶残、残暴的敌人。“残贼”,有人解作“馀寇”,即残馀的敌人,不妥。其据有三:其一,“校尉羽书飞翰海,单于猎火照狼山”二句,说明这次来入侵的敌人不是残馀的敌人,而是由“单于”亲自率领的、数量众多的强敌,所以才有“校尉”以“羽书”飞报边警。一个“飞”字,可见敌军之强大,来势之凶猛,军情之危急。其二,“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二句,联系上下文,意思是说:由于敌人大规模地入侵,不仅是进犯汉朝的边境,而且已经打到了“榆关”、“碣石”一带,致使从“榆关”、“碣石”到边境一带的山河萧条冷落。他们凭借着兵强马壮,突然犹如急风暴雨一般疾速而来。于中可知,敌人显然是凶残的、残暴的。其三,“战士军前半死生”、“ 孤城落日斗兵稀”、“ 力尽关山未解围”三句,更说明敌人的强大、凶残。敌人若非强大的、凶残的话,汉军“战士”怎么会“军前半死生”、 怎么会“ 力尽关山”仍被围困在“孤城”之中、且久“未解围”呢?这说明这次战争是敌强我弱、敌众我寡,从而也说明敌人是强大的、凶残的,并非“馀寇”、残馀的敌人。就《燕歌行并序》诗来说,是说这位“汉将”打败了入侵汉朝边境的强大的、凶残的敌人,并使那位腐败、“轻敌”的将军得以解救。由此可知,这场由异族入侵汉朝边境而引发的战争,由于汉朝那位守边将军的腐败、“轻敌”,致使“战士军前半死生”、 “ 力尽关山未解围”。就战争初期来说,可以说汉军是失败了;也可以说是由于敌强(“残贼”、“ 凭陵”)我弱、敌众我寡,更由于那位将军的腐败、“轻敌”,所以暂时失利了。但从战争的全局来说,还是汉军胜利,异族军队失败。那位腐败、“轻敌”的将军的“孤城”之“围”被解除了,异族军队被汉军打败了。
    那么,“汉将辞家破残贼”的“汉将”和下文那位腐败、“轻敌”的将军应该是指唐朝的哪位将军呢?我们认为,“汉将辞家破残贼”的“汉将”指的应该是唐朝的守边名将张守珪,而那位腐败、“轻敌”的将军应指薛楚玉。
    《燕歌行并序》开篇首二句云:“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结末二句云:“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这里首尾呼应,可知“汉将辞家破残贼”的“汉将”和结末的“汉之飞将军”李广是一类形象。诗中借汉写唐,是说这位汉朝的守边将军正是和身先士卒、英勇善战、体恤士卒的李广一样的名将。
    据《两唐书》和《资治通鉴》所载,从先天元年(712)“八月庚子,玄宗即位”以后,到开元二十六年(738)期间,发生在唐朝“东北”边境上唐军与契丹、奚族之间的战争看,任“东北”边境守军将军的有:“幽州都督宋璟”,“并州长史”、“中军大总管薛讷”,“朔方节度副大使”、“ 河东、河北行军副大总管”、“开府仪同三司”、 信安王李祎,“幽州节度使”赵含章,“幽州道副总管”郭英杰,“幽州节度使”薛楚玉,“幽州节度使”、“兼御史中丞”、“营州都督”、“ 河北节度副大使”、“河北采访处置使”、“辅国大将军”、“右羽林大将军”、“ 兼御史大夫”张守珪。打胜仗的只有李祎和张守珪。但高适绝对不会在《燕歌行并序》诗中去赞颂李祎,因为在上文中我们已经说过,开元二十年(732)高适曾投到李祎幕下,希望为其效力,但终未能如愿。于是,在《燕歌行并序》诗中,“汉将辞家破残贼”的“汉将”,即类似于“汉之飞将军”李广的唐朝守边名将,便非张守珪莫属了。除了以上的理由外,还有两个理由:
一、以张守珪的生平事迹和 “汉之飞将军”李广相对照,可知张守珪正是唐代类似李广的守边名将。
1.善骑射,杀首虏多。
《史记•李将军列传》云:“广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萧关,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
《旧唐书•张守珪传》云:“(张守珪)初以战功授平乐府别将。从郭虔瓘于北庭镇,遣守珪率众救援。在路逢贼甚众,守珪身先士卒,与之苦战,斩首千馀级,生擒贼率颉斤一人。……守珪仪形瑰壮,善骑射,性慷慨,有节义。”
2. 身先士卒,英勇善战。
    《史记•李将军列传》云:“及孝景初立,广为陇西都尉,徙为骑郎将。吴、楚军时,广为骁骑都尉,从太尉亚夫击吴、楚军,取旗,显功名昌邑下。……徙为上谷太守。……于是,乃徙为上郡太守。后广转为边郡太守,徙上郡。尝为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皆以力战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中贵人将骑数十纵,见匈奴三人,与战。三人还射,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中贵人走广。广曰:‘是必射雕者也。’广乃遂从百骑往驰三人。三人亡马步行,行数十里。广令其骑张左右翼,而广身自射彼三人者,杀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缚之上马,望匈奴有数千骑……。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诱之,必不敢击我。’广令诸骑曰:‘前!’前,未到匈奴陈(阵)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于是胡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李广上马与十馀骑奔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时,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于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
    上引《旧唐书•张守珪传》云:“(张守珪)从郭虔瓘于北庭镇,遣守珪率众救援。在路逢贼甚众,守珪身先士卒,与之苦战,斩首千馀级,生擒贼率颉斤一人。”及开元十五年瓜洲之役,均说明张守珪身先士卒,英勇善战。到“东北”边境之后,张守珪“频出击之,每战皆捷”,更说明他的英勇善战。
3. 体恤士卒,与战士同甘共苦。
    《史记•李将军列传》云:“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馀年,家无馀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
    上引《旧唐书•张守珪传》载开元十五年“(张)守珪为瓜州刺史、墨离军使,领馀众修筑州城。”在打败吐蕃后,又“修复廨宇,收合流亡,皆复旧业”,并修复渠堰,以利灌溉,“州人刻石以纪其事”。这说明他十分体恤百姓,关心百姓疾苦。开元二十三年,在“斩屈剌及可突干,尽诛其党”后,“(张)守珪因出师次于紫蒙川,大阅军实,宴赏将士”。可见他与将士同甘共苦。
二、高适曾入(张)守珪幕府,并可能受张守珪荐举赴长安应征。
    开元二十二年(734),高适三十四岁时,在李祎幕府受到冷遇后,他来到张守珪的幕府。在这里,他结识了管记右骑曹王悔,并结识了张守珪。开元二十三年(735),高适三十五岁。应征赴长安,落第。“当在燕赵被举,荐举之人或为韦济、或为张守珪。”(见孙钦善《高适集校注•年谱》)。在《赠别王十七管记》诗中,他写道:“眇忆青岩栖,宁忘褐衣拜?自言受水石,本欲亲兰蕙。何意薄松筠,翻然重菅蒯。恒深取与分,孰慢平生契。款曲鸡黍期,酸辛别离袂。”“王十七管记”,即王悔。从诗中可见,他与王悔的情谊是何等之深。王悔是张守珪手下的得力助手,通过王悔的引荐,高适自然会受到张守珪的礼遇。所以,荐举高适到长安应征的,应该是张守珪。有了这层关系、这份情谊,加上他对张守珪的了解和仰慕,在《燕歌行并序》诗中借“汉将”来写唐代的守边名将张守珪,也就自然在情理之中了。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唐纪二十九》载:“(开元二十一年三月)闰月癸酉,幽州道副总管郭英杰与契丹战于都山,败死。时节度使薛楚玉遣英杰将精骑一万及降奚击契丹,屯于榆关之外。可突干引突厥之众来合战,奚持两端,散走保险。唐兵不利,英杰战死。馀众六千馀人,犹力战不已。虏以英杰首示之,竟不降,尽为虏所杀。楚玉,讷之弟也。”
    自先天元年(712)“八月庚子,玄宗即位”至开元二十六年(738)期间,在唐朝“东北”边境发生的唐朝与契丹、奚族的多次战争中,只有这一次战争与《燕歌行并序》诗中所写战争较相吻合,只有时间不同:诗中所写战争的时间在“穷秋”(“大漠穷秋塞草腓”),而“都山”之战的时间是在三月闰月癸酉。之所以这样,应该是作者特意采用典型化的手法。那么,诗中所写的那位腐败、“轻敌”的将军就应该是指当时幽州节度使薛楚玉一类将军了。但《燕歌行并序》毕竟是诗,不是史书。作者既然没有用真姓实名来写,我们也就不必一定按真姓实名去落实到具体人身上。所以,虽然诗中所写的战争与开元二十一年的“都山”之战较相吻合(只是时间不合),但并不一定是实指薛楚玉本人,而是作为一个典型的艺术形象。同理相推,“汉将辞家破残贼”的“汉将”,虽然极切合张守珪的身份,但也只能作为一个典型的艺术形象来看才是。唯其如此,诗中的“汉将”及腐败、“轻敌”的将军以及“汉之飞将军”李广等的艺术形象,才具有更典型、也更具普遍性的社会意义。


本文在2011-7-30 1:08:21被冰花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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