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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新加坡社会的文化断层与文学中的文化脊梁 发表日期:2009-11-06(2009-11-10修改)
作  者:伍木出处:原创浏览2023次,读者评论3条论坛回复0条
新加坡社会的文化断层与文学中的文化脊梁
文/伍木
2009年11月06日,星期五

  当代新加坡伤痕文学的发轫与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变革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新加坡华文教育在本土上的扎根与变革史,基本上也是中国海外华文教育变迁史的一个典型和缩影。中国人民大学的文化评论家马相武教授在为《海外华人女作家评述》(美国卷.第一辑)作序时认为,乡愁在无数作家那里成为回返母语文化的一个途径,乡愁是地理的,又是历史的,还是文化的、心理的、精神的,当然也是血缘的、生命的。马教授的见解不只适合描述美国华文女作家的文化特质,也适宜形容新加坡华文作家的文化心理。由于母语学习的水平江河日下,华族文化被边缘化,华族优良价值观被扭曲的危机感也就越明显。对于怀抱文化使命的华社族群来说,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是个人与整个社群不可推诿的天职;对于执笔从事文学创作的有识之士而言,面对文化断层的冲击却一筹莫展的挫折感就更加强烈了。发扬优良传统价值观是华文文学作品中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而抒发前所未有的文化伤痛,则成了这个特定时空下新加坡华文作家们共同的创作母题。如果纯粹从教育改革与文化层面的角度来分析,新加坡华文文学在1980年之后呈现文化伤痕的成因可以归纳为下列几个:一、骤变的语文教育制度,二、华族在母语学习上的自我放弃,三、华文作家们的文化自觉。

骤变的语文教育政策

  新加坡之所以要破釜沉舟地以英文作为主要学习语和工作用语,纯粹是以国家的生存竞争力和经济前途以及族群之间的有效沟通作为考量。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眼中,1955年创办、1980年停办的南洋大学曾是新加坡华族语言、文化和教育的象征;尽管对这座华人精神宫殿的关闭同样感慨万千,但他始终认为推行双语政策是前进的最佳策略。1999年9月18日,李光耀在新加坡举行的一项对话会上说,如果时光倒流,他希望能够更早地关闭南洋大学以统一教育语文源流,不过客观环境的局限并不容许他这么做。关闭南洋大学的理由是,新加坡需要一个共同的工作语言,而它必须是英语。我们可以概括地说,无论是南洋大学的停办,或是传统华文小学和华文中学的关闭或转型,背后的动机都在于提高国民的英文水平,从而在国际经济竞争中与他国争一日之长短,同时确保本国不同语言的族群之间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

  虽然1980年代初期宏观教育政策的改变是为了保证国家的经济繁荣和族群的相互沟通,然而,语言教育制度的变革终究需要有适当的过渡和调适期,1980年南洋大学的骤然关闭,1987年开始华文小学的骤然消失,双语政策的重心顷刻间倾向英语,华社一下子失去心理平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前主任周清海教授认为,新加坡华社以及华教团体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决定的意义和可能带来的冲击,所以没有充分做好应变的准备,以致牺牲了受华文教育的一代人,他们逐渐被边缘化,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而能够成功掌握英文教育的年轻一代却放弃进修华文的机会,视传统华族文化如糟粕。《联合早报》总编辑林任君更发出这样的警讯:“年轻一代华人不喜欢华文,不看华文书报,对本族文化没有兴趣,其实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一个影响到新加坡长期发展和盛衰的重大课题,不单单是华社或华文报馆的问题。”

华族在母语学习上的自我放弃

  继南洋大学停办之后,直接促成新加坡华教事业低迷和文化水平低落的导因,是一部分学生家长与学生的功利主义心理,他们偏重英文教育而漠视华文教育,进一步削弱了华族传统文化的地位。由于英语在新加坡有较高的实用价值,越来越多家长替子女选择进入英校就读。到了1986年,选择报读英文小学一年级的学生达99%以上,而选择报读其他源流学校的学生只占0.7%。政府鉴于非英文源流学校的学生人数太少,决定分阶段统一四种不同语文源流的学校。从1987年开始,中小学一律以英文作为第一语文科,并以英语教导其他的文理工商学科,华文则成为华族学生必修的母语。然而,2004年的教育改革报告书却清楚地要求大部分学生在学习华文时,重点只需要放在有效的口语交际及阅读训练上。

  尽管我们避免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来看待社会因为语言教育背景的不同而造成观点差异的问题,但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受英文教育者所浮现的优越感,加上以英文教导的数理学科的炙手可热,导致华文教育迅速被边缘化。由于学生家长和学生的功利主义心理,学习母语的本能与意愿在他们的心中急速弱化甚或完全消退;他们动辄以移民他国作为威胁,希望有关当局放宽对他们或他们子女的华文科成绩的要求,从而加速了新加坡华文水平的每况愈下,华族文化的日益式微。

华文作家们的文化自觉

  置身于中西文化此消彼长的风雨飘摇时代里,新加坡华文作家的文化自觉经过时间的沉淀而铺垫成当代新加坡伤痕文学的底蕴。这种自觉,让新华诗坛原本泾渭分明的现代派与写实派诗人不约而同地联袂以诗明志,让新华文坛原本处于静态写作的各体裁作家们突然有了腾动的情绪。1996年8月,新华诗人严思在北京大学举行槐华主编新马诗选《半世纪的回眸--1938-1988热带诗选》首发式上的讲话中指出,1980年代初期至中期新马诗歌的丰收季节是来自文化消亡的切肤之痛:“这时期的大量诗歌,都共同有两个突出的主题:一是对于南洋大学被解散,华文教育在新加坡的消亡已成了不可挽回的现实,现代派或现实主义派的诗人都感到切肤之痛。基于对民族教育的良知和对中华文化的坚持和执着,他们都情不自禁地提起了笔;大量的作品如河水滔滔般地宣泄着诗人的不平与愤慨,这是此时期诗歌

  作品很突出的特点。比如以《筷子的故事》、《茶如是说》为题的诗作,就是借中国独有的饮食器皿与土特产,借题发挥对于自己文化的热爱与执着。”

  1984年5月5日,梁钺奋笔疾书“我目之所睹,耳之所闻,心之所向,在在是沉痛与挫败,反映在诗里,不是愤怒,便是哀伤”的文化自觉。梁钺笔下的沉痛和挫败,显而易见是指文化上的沉痛和挫败。回溯1981年以来的新加坡华文文学作品,梁钺写于1981年6月15日的诗《夜饮》,是新华文学史上最先发表的伤痕诗歌之一。在阅读《夜饮》的同时,我不期然地想起因不愿苟且官场而“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的魏晋诗人阮籍,以及因报国心切而“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忧患渐深的梁钺因犯文化乡愁而半夜难眠,他在“蒙头犹不成眠的午夜”起身喝酒浇愁,然后要在醉与不醉之际赶赴一场盛唐的文化之约。为什么要这么匆忙呢?因为“夜正荒芜”、“雾大风冷”,一切不利于文化发展的因素霎时间都拢聚在一起,若迟一点行动恐怕就来不及了。他的另一首诗《故园》抒情对象很明显是当时刚关闭不久、在诗人眼里原是山山皆秀色,树树尽相思的云南园(南洋大学的美称),美丽的云南园如今“扭曲容颜据说是为了生存”,“故园呵,这满地的相思子/是你带血的泪珠么?”“失去了你犹如失去/整部历史,日暮以后我将迷失/迷失成一片失去方向的落叶/任西风如刀,横劈/我踉踉跄跄的身子”。

    2007年4月,当蔡欣在回顾20多年前他写《感怀》这首诗的心情时,仍然愁绪满腔。1983年至1985年,他被借调至新加坡国立大学华语研究中心从事新加坡华文词汇规范化的工作。1984年,新加坡华校正式走入历史,身为华文老师的他当然感慨良深。在他看来,华校和华校生曾对新加坡的发展做出极大的贡献,然而当国家开始繁荣了,两者却被何其吊诡地被判处极刑。某夜酒后,他心绪难平,遂写下《感怀》这首诗。充满文化自觉的蔡欣在诗前序引《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当时的感觉的确如范蠡写给文种的信那么悲凉,诗歌第一小节“酒醒时/满城风声鹤唳,惊闻/另一个焚书的/故事/又将开始……”,则以秦始皇焚书坑儒暗喻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可悲下场。1985年6月,蔡欣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工作告一段落,欲回中学执教。他本来在中学教导华文与美术科,但由于美术科的教学媒介语言已经改用英语,教育部人事处通知他必须先到语言测试中心[Language Proficiency Centre]上半年的英语课,打造成“变流教师”[converted teacher]后才能回中学教美术。当时的蔡欣心中愤愤不平:华文为何一蹶不振?受华文教育的华文教师们为何会沦落到任人摆布的地步?华人世界究竟出现什么问题?他接着向同班的作曲家周炯训建议,两人合作,他写诗,周炯训谱曲,既自我激励,也为举世华人献一份心力,这就是蔡欣创作伤痕诗歌《让我斟一杯茅台》的原由。

  1980年代初,身跨音乐和写作两界的新华诗人郭永秀写下一首题为《泥土》的诗,诗中有这么一段文字:
         离开政府组屋庞大的阴影
         泥土,依然委屈
         在沥青柏油的挤压下
         任双脚踩着四个疾转的轮
         在没有起点与终点的马路上
         辗成一道道
                断根的痛楚

  诗中提到的断根,表层理解是指人抽离自泥土后的失落与浮动感。泥土是一切生命的本源,一种相当客观的外在物象;它的兼收并蓄的本质,与民族文化的浩瀚大海般胸怀极为相似。身为一名具有民族尊严、怀抱文化良知的知识分子,处在中西交汇的十字路口,目睹西风无情地吹袭着这小小的东方社会,岛国上的华族传统渐渐地被腐蚀,郭永秀岂能没有半丝慨叹?“断根的痛楚”实际上是诗人思想感情上的沮丧反射,这种精神挫折不仅深刻,且广泛地散布在诗人的其他诗作之中。1990年8月,郭永秀在接受《联合早报》副刊记者洪铭华采访时表示,他的诗“仿如历史的缩影,借着现代人对传统用具筷子的弃而不用,发出感叹,因为‘民族的根是不应该断的’”。可见郭永秀对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同时可证新加坡华文作家与文化自觉的不可分割性。

  2006年5月20日,张挥应邀主讲一个《通过微型小说体现关怀母族文化与语文教育的情思》的讲座,在回溯新加坡自1960年至1984年的教育改革史后,这名在1980年代与蔡欣一样是“变流教师”的美术教员揪心地说:“我是含着眼泪写下《网中人》的。”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张挥曾经小心翼翼地、诚恳而拘谨地去配合整个社会秩序的运作,在教育体制的改革中,身兼华文教师和华文写作者的他不仅发现自己所熟悉的语言空间顿时缩小了,得从头开始学习英文以适应新的教学环境,还得违反自己内心的文化道德观念,承受生命必需的文化伤痛,其内心的极度苦闷可想而知。《网中人》是张挥的第一篇校园微型小说,发表于1988年5月《联合早报.文艺城》,再现了那个急剧变革的年代里,一个优秀学生被逼从华文小学转到英文中学,经过四年变流教育后,由于无法适应语文冲击而拒赴英文考试的真实故事。饱经变革沧桑与忧患的张挥凭借校园内的所观所感所思,以姿彩纷呈的微型小说揭露了层层教育面纱;继蘸满泪水与情感的《网中人》后,张挥一发不可收拾地写下多篇划时代的校园微型小说,并于1990年出版微型与短篇小说合集《45.45会议机密》。

     黄孟文也是新加坡一位具有文化自觉的作家,他曾表示展现文化地位低落是新加坡华文微型小说的最大特色,资深作家如张挥写校园苦闷和被歧视,不啻为作品提供了最原始的素材;如果那个时代没有那类作品,那才是不正常的。这不只呈现出黄孟文个人作品的精神面貌,同时也可表征同时代的新加坡作家因文化自觉而创作伤痕文学的原因。黄孟文微型小说创作的两大思想主轴,一方面是立足本土,抚摸自身文化伤痕;另一方面则放眼世界,关怀人类共同命运。他触及文化萎缩课题的微型小说包括在1980年代写下的《最后一次扫墓》、《焚书》和《一朵玫瑰花》,以及1990年代的作品“毛果山传奇系列”:《换血》、《退休》、《我爱毛果山》和《学府夏冬》,《逍遥游》、《洋女孩》和《迈克杨》等篇。

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脊梁

  1987年,中国诗评家李元洛收到新加坡诗人周粲寄来请他欣赏的十首蔡欣诗作,他当时虽然与蔡欣素未谋面,但在接获包括《盆栽五题》和《让我斟一杯茅台》在内的诗作后,即在审美心理的驱使下写了《晶莹奇异的珍珠--读新加坡诗人蔡欣<盆栽五题>》一文。这是两位中、新两国的诗评家和诗人的初次结缘,这篇诗评更为两人的文学情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让我斟一杯茅台》也令李元洛如饮醇酒,醺然欲醉。李元洛不仅在中国刊物《中学生文学》上发表《诗与歌的联盟--读新加坡诗人蔡欣<让我斟一杯茅台>》一文,向广大的中国学生介绍这首“符合诗的美学规范的歌”,更在写于1988年的长序《挹一掬遥远的清芬--读新加坡诗人蔡欣的诗》中,从文化传统的角度盛赞蔡欣作为异国华文诗人的文化自觉。

  作为当代新加坡的华文诗人,蔡欣的诗作与中国的诗歌传统脉息相通,又植根于新加坡的大地;在李元洛的眼中,蔡欣的《让我斟一杯茅台》是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最佳体现。不只李元洛透过慧眼探寻到蔡欣那超越国界的文化激情,汕头大学的胡凌芝教授在读了这首诗之后,也正面肯定了蔡欣寄托诗中的历史意识。她认为蔡欣作为一位新加坡华人诗人,“他对中国的母体自然有割不断的情意,对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华文化的发展,他是情系心房,绕我愁肠,寄抒了他的千代万代龙族人的自豪感情,也表达了他的深层的历史意识。”

  广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实是至今为止唯一透彻剖析郭永秀伤痕诗歌内涵的中国学者,他对郭永秀的伤痕诗歌的解读,成为往后中国学者研究郭永秀诗歌底蕴的重要参照。陈实在分析郭永秀的文化品格时指称:“……他也承担起一个文化传继的责任。当他想到,他那伟大的祖先‘从长江黄河翻滚的急流中/湍湍涌出/涌向无人的海岸/向南,向陌生的异域/不毛的荒岛/以两支竹筷/徐徐插下,一则/拓荒的血泪史’,‘且慢慢深入/岛上每一寸土’的时候,埋藏在他心理结构最深沉最古老层面上的记忆便被唤醒成一种文化的自觉。”

    李元洛和陈实不约而同地在他们对新加坡伤痕诗歌的解读中提到文化自觉,而我认为具有文化自觉的不止于诗人蔡欣和郭永秀,包括小说和散文作者在内所有有识的新华作家都具有这种自觉。文化自觉孕育出文化脊梁,因着有了文化自觉,新加坡作家们才会有“挺身做人”的文化脊梁,它是这个时期新华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诚如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淑秧在评述梁文福的散文《但凭一盏信念》和《纵西风二度又何如》等篇时说:“把梁文福的散文放在新加坡文坛加以透视,他的那些有关华族、有关人生、有关祖国等篇章,显得非常突出,因为在新加坡散文中,这类的篇章--尤其是表现爱国情思的篇章似乎不多。而这些散文往往是属于脊梁性的散文,它们予梁文福,予新加坡文坛都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些,梁文福也许就没有了特别突出的地方,新加坡散文也就少了一些脊梁式的作品。”

  王淑秧笔下具有文化脊梁的新加坡作家还包括王润华教授和林高,前者在《永远朝向东方的向日葵》一文中“历数向日葵在世人面前不同命运的同时,含蓄地表达了作者作为东方人的主人翁态度和对东方文化的关怀”,“由亚洲人争着移民西方而呼吁人们关注东方,像向日葵回归东方”;后者在《心里有座山》一文中“真实地写出了作者作为海外华裔复杂的心态以及对华文文化的崇敬和坚信,而以山作为象征则更显示了华文文化的庄严和巍然不可动摇的气势”。

  《海外华文文学史》17位撰稿人之一的周可在分析希尼尔的诗歌特色时曾指出:“希尼尔无时无刻不强烈地感受着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中所包含的种种悖谬以及由这一悖谬所导致的人的主观心理经验的错位和裂变”;“希尼尔在诗歌创作中大胆地运用了现代诗常用的‘反讽’式抒情方式,不仅为其内心沉郁饱满的情绪找到了一个喷射口,同时也加大了诗歌的思想力度”。虽然周可未正面解读过希尼尔的凭吊南大诗《曾经》,但若把他上述这番精辟见解验之于《曾经》,却无疑是贴切的注脚。希尼尔尽管未曾在南洋大学求学,但和其他许许多多的传统华校生一样,对于南洋大学的无疾而终,他的锥心之痛绝对不亚于南大校友。1987年3月8日,希尼尔写下了《曾经》,诗分七节,全诗如下:

    步往湖畔的那条小径
    昨天以前,已布满了野草
    曾经,这里有荷叶田田,相思曲曲

    那是行政楼吧,老花的祖母
    感觉得出。是的,一砖一瓦
    曾经,有她针刺的血汗

    然后,我们在某年某届毕业生敬赠的石椅上
    默默,坐了下来。风掠着她那整齐的鬓髻
    亮丽的绸装,曾经,是三十年前那一套

    还有,那牌坊,曾经
    人群日夜列队从下方鱼贯而过,那时代的标志呢?
    记忆正衰退中的祖母,还留下这丁点的回想

    我说,我已忘了去时路
    祖母十分的不悦

    敬爱的祖母
    为孙不能告诉您真相
    曾经,相思千千,那段绿荫路
    已横断为二,徒留孤树一棵
    那牌坊,您会因为它不叫做南大而不再爱这湖

    历经风雨,心中的城
        几乎拆塌,几乎让您
    失去,这一生中
    唯一美丽的回忆

  《曾经》是瑶岗笔下黍离之伤的内核作品,他在评论这首文化脊梁挺立的哀南大诗时说:“此诗从文盲的祖母当年为兴建南大而流血汗出力量,写到她三十年后想再看一眼南大牌坊而不得的无奈,间接且含蓄地表达了对南大消失后的哀伤情怀。”中山大学的朱崇科副教授把《曾经》定位为一首批判政治体制的诗,他说:“希尼尔批评结构的缺陷时往往是隐讳的、具体的或者是曲折的。比如哪怕是批评体制的粗暴,他也别出心裁。《曾经》中批评有关部门对大中华以外第一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的粗暴关闭时,他借重的是个体--祖母的巨大伤害“历经风雨,心中的城/几乎拆塌,几乎让您/失去,这一生中/唯一美丽的回忆”。”朱崇科在同一篇论述文章的注释中解释,他在正文内“所言的希尼尔对体制等的‘批评’毋宁更应该是一种另类的声音,绝非是一种对抗。而实际上,另一方面,要想在新加坡强势政府下展开真正的批评委实不易。绝大多数书写者都采用一种隐讳和曲折的方式,而不敢?/不愿?展开正面的较力,希尼尔也在其中。”新加坡伤痕诗歌与伤痕散文在李元洛、胡凌芝、陈实、王淑秧、周可和朱崇科等中国学者的解读中,其文化脊梁的元素更见清晰。

2007年稿
2008年7月19日、7月22日菲律宾《世界日报.文艺》


本文在2009-11-10 6:04:43被依林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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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林 去依林家留言留言于2009-11-11 11:36:11(第3条)
深叩人心的好文!感谢伍木!
何逸敏 去何逸敏家留言留言于2009-11-10 13:08:00(第2条)
非常有深度的文章,没有风花雪月,唯有一颗赤子之心。关心社稷,关心文化,关心教育。
杨玲 去杨玲家留言留言于2009-11-10 09:01:07(第1条)
拜读了,泰华教育比新加坡更惨痛,连根被拔起,泰华子弟连家乡话都不会讲,都泰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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