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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飘逝的红头巾--三水女人 发表日期:2009-04-14
作  者:桑叶出处:原创浏览2853次,读者评论0条论坛回复0条
飘逝的红头巾--三水女人
文/桑叶
2009年04月14日,星期二
 

  广东三水本土的女人,原本没有戴红头巾习俗,她们来到新加坡后,成千上万的姐妹们一码戴上一块红布上裁出的红头巾,她们头戴醒目的红巾束起长发作为标志,是为了适应建筑工上高空作业的安全;更重要的是姐妹们选中了华人认为大吉大利、色泽艳丽的大红色,象征着三水女人要靠自己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象征着她们希望事事顺利、岁岁平安的心愿。那飘动在高楼林立中建筑工地上朵朵红头巾,是三水女人心目中一抹绚丽的彩虹,是支撑她们苦难人生的希望所在。     
  在新加坡期间,当笔者见到上个世纪之初从中国广东三水飘洋过海的女性劳工、即将飘逝在二十一世纪的红头巾后,使笔者震之余,也从此改变了对“优秀女人”的根本看法。
我曾经拉着她们干枯、粗大的手,却感到如此的沉重;不知道在她们与偌大的手不相称的瘦小身躯中,在那青筋暴起的骨骼里蕴藏着什么……
  昨天,离开新加坡三年余的笔者,和红头巾陈亚三的养女翠英通了电话,得知红头巾老人几乎已经全部仙逝了。笔者难忍心中的悲伤与冲动,只想大声疾呼: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的女人、新加坡的红头巾精神永世长存!
  啊!美丽的花园城市新加坡、红头巾……


飘逝的红头巾

  几乎是一个世纪过去了。谁还能记得清,从上个世纪初开始,一直到世纪末才消失,飘动在新加坡半岛各个建筑工地上,成千上万的女性劳工__红头巾呢!
  那是用大红方巾巧妙地把一头秀发,像帽子一样包成方型,身穿蓝色粗布上衣、黑色粗布长裤、足登自制的旧轮胎底便鞋,有些甚至常年打着赤脚。他们多是来自中国广东省三水县的农家妇女。她们手脚灵活、不怕艰辛、不辞劳苦,肩能挑、手能提在建筑工地上担水泥、打砖块……每天早晨7点开始上工,直至下午5点收工,除了中午半小时吃饭,整整工作8小时,长年累月在热带的烈日下受尽煎熬。
  那时,她们大都是风华正茂,年方16、17、18岁,最大的不过20多岁。她们小小年纪几乎个个都有悲惨的身世、辛酸的经历。她们中间大部分人,一生孤独,再也没有论及婚嫁。
她们背井离乡来到新加坡后,大都在牛车水附近的豆腐上街、松柏街、长泰街、余东璇街和海山街一带贫民区落脚,其中居住在豆腐上街的最多,在每月租金1块钱(五十年代后涨到5块)拥挤的上下铺位上栖身。
  在豆腐街熙熙攘攘的劳动市场上,红头巾一次又一次跟着招工头家,一年又一年、甚至倾其一生,靠自己的双手在一个又一个的建筑工地上,干着青壮年男人们干的“壮工”。在赤日炎炎的脚手架上,她们用瘦弱的身躯、稚嫩的双肩挑起89斤重一筐筐的砖、扛起100斤重一袋袋水泥运送到三层、五层、九层……十八层,在满是沙石水泥的工地上奔命。她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把青春年华,甚至于将生命点点滴滴抛洒在异乡的土地上。她们中间不乏一干就是三、五十年,甚至于六十年……美丽的花园城市新加坡那一幢幢高楼大厦、一栋栋宏伟建筑物中都浸透着她们的血和汗。
  就这样,她们还是从开始一天五毛钱,逐渐到七、八十年代一天十多块的血汗钱中,几十年不间断地寄回遥远地她们眷恋的故乡,自始至终奉养着家乡的亲人。
                 

(一)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朝野腐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1915年连绵两个半月的大雨,使广东省地肥鱼丰的珠江三角洲上的西江、北江和绥江泛滥成灾。地处三条江汇合口的三水县,由于水利设施长年失修受害最深,大水吞没了房屋和农田,灾民溺毙、米粮断市。大批三水乡民流离失所,被迫浪迹萍踪“闯”南洋。
  那时,三水县有个不成文的风俗,女人是家中主要劳力,不仅家中的活靠女人干,外面的粗活像耕地、砍柴、担水浇粪……也要靠女人干。女孩年幼时,有的从四、五岁开始在娘家带孩子、做饭,刚刚长到十四、五岁,就又被急于找劳动力的夫家娶走。她们不仅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甚至于还要受公婆、丈夫的虐待……如果不嫁人,就被娘家村里人看不起,只要家乡有婚约的,即便男人漂泊在外甚至不知去向,也要象征性的和“生鸡(公鸡)”拜堂完婚,到男方家做劳力。
  人们都说三水女人的命比黄连苦啊!干的活,铁打的男人都吃不消;人们都说三水的女人傻啊!不为自己为别人。三水女人,真的欠下了永生永世都还不清的孽债?
  然而,三水女人明白,只有靠自己搭救自己,她们相信天无绝人之路,“走”!就是他们无声的反抗,她们成群结伴、互相扶持凑、借、欠也要给“水客”(注1)二十块钱的承诺(大部分的欠钱是靠做工后从微薄的血汗钱中偿还)。
  “水客”每年正月、二、五、七、九月与十月从南洋到中国往返六次(当时从广东到新加坡的船票大约6-7块银元)运送劳工。大批的三水女人就这样,像男人一样踏上了闯荡南洋的不归路。
三水县元头村,一个叫白好的女人,从小指腹为媒,未婚夫长年在外,她在父母、公婆的安排下和公鸡拜堂成亲。可在香港做工的丈夫却不要她,在她走投无路时,在做红头巾的大嫂帮助下交了定金,“水客”便把她带上当地人叫“大鸭家”的货船(英国人经营的渣华轮船公司,船号均以鸭家(apcar)为名,故当地老百姓称 该货船为“大鸭家”。据记载这种船体较大,载客量多达2千余人。上船后,每人一领草席,吃、睡、晕船都在底舱,就这样一批又一批的三水女人,熬过天昏地暗的七天七夜,渡过了那茫茫的大海,去寻觅她们求生存的出路。
  88岁的卢亚桂说起往事,无怨无悔。7岁那年家里没吃没喝,亲妈把她送给了干妈,7岁就开始做家务、照顾干妈的四个儿子。15岁结婚,丈夫叫什么名字,老人家早就忘记了,只记得丈夫是家中长子,家婆借了500块娶她过门。为了还债,卢亚桂没日没夜的替人耕田,一天两角的工钱,还不清的无底债……丈夫对她不好,光让她干活不让她吃饭。没得吃还要挨打,一咬牙,她便跟“水客”跑了。戴上红头巾,一干就是60年,腰压弯了、背扛驼了。自己除了在豆腐上街有一个铺位外,一无所有。75岁那年摘下红头巾,又开始捡破烂……用血汗、青春和生命点点滴滴换来的钱,全部寄回了它几乎一生都没有再回过的家乡__三水县范湖村。
  她体谅自己的亲娘由于丈夫早逝把7岁的她给了别人,她把亲娘养老送终到85岁;她不记恨干妈,在她家从7岁干到15岁,最后为了500大元把她推到虐待她男人的虎口……她养了干妈和她的四个儿子也是一生啊!四个弟弟(干妈的儿子)、亲妹妹的四个儿子娶媳妇、盖房子她掏钱;买粮食、生病住院……她掏钱。
  60年中国困难时期,卢亚桂像其他的红头巾姐妹一样托“水客”往家乡给家人带吃的,那时“水客”除了运送“劳工”赚人头钱,还根据当时的需要代送侨汇、递送包裹。递送一斤食品要付给“水客”一块五,还要交税,一次就花几百元,二、三十口人等着要啊!瘦小的卢亚桂,笑眯眯地伸出一只爆满老筋、树杈样的大手,拍着口袋说:“荷包清了,全给他们了……”多么博大的胸怀啊!多么慷慨的为人啊!
  有三个哥哥的叶四妹,13岁没了娘,16岁由嫂子做主嫁了个没爹没娘的孤儿,结婚8个月丈夫便去世了。又由嫂子安排,跟着“水客”过番到了南洋,从此和红头巾相伴了半个世纪。
叶四妹无限感慨的说:“能熬到如今不易啊!一同过番的姐妹,命运却是大不一样……有因劳累过度英年早逝的;有因长期呼吸工地上洋灰粉尘得肺病等职业病,没钱医治病逝的;有因压力过重、生活所迫精神错乱的……有出意外工伤事故死在工地的。”叶四妹提起当年建“中央医院”时,一堵正在修建的墙倒塌了,当场压死了一位运送水泥的姐妹林亚菊,那年亚菊才30多岁。又有一年红头巾中传染伤寒病,多少姐妹死于非命,她庆幸自己的命好,挨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劫难。
说到新加坡沦陷后的“日治”时期,叶四妹恨得咬牙切齿。她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日寇轰炸的情景。那时红头巾纷纷逃往碧山亭墓地躲避,可疯狂的日寇并没有放过这块人烟稀少的山地,她的好姐妹亚英、杏兰、玉芬就死在日寇飞机扔的掉炮(炸弹)下。
  叶四妹回忆起在工地上做苦力的情景,烈日下,那么繁重地劳作,血和汗常常湿透了衣衫;和水泥时,打开一袋袋100斤的干洋灰,粉尘弥漫,呛得人不敢喘气;挑上两桶搀上砂子和好的湿水泥或者两筐砖,哪一样都有百多斤重,忽忽悠悠走在几层楼高的脚手架上,上上下下踏过的可都是5、6寸宽的木板呐……倘若体力不支稍有闪失,后果不堪设想。
  就这样她在建筑工地硬撑到75岁,工地的头家还不舍得放她和姐妹们走,留她们清理工地杂物、清扫收拾破烂……她们样样干得好。是啊,红头巾个个手脚勤快、吃苦耐劳,工钱少之又少,活儿干得好上加好,一年到头都闲不着,除了按华人习俗大年初一、初二、初三,三天过年休息,其余的日子,除了雨季几乎天天有活干。就用这拼命钱,叶四妹供养了父亲、三个哥哥、嫂子、侄子、侄女……寄了多少钱,记都记不清了。一个瘦小的女人竟用自己的一生,事无巨细肩负一家二十余口的生计。
  叶四妹只记得1996年跟随新加坡三水会馆,回到了家乡三水县芦苞镇,亲戚们几乎都不认识了,17岁离家时只依稀记得大嫂的模样。如今衰老的大嫂拉着那个当年17岁的小姑的手,一个劲儿地哭……叶四妹好感动啊,她知足了。
  多么善良的人哪,几滴眼泪就能换来她一生的情义。
                     

(二)

  红头巾也是柔情似水的女人啊!在孤苦的生活中,虽然自己没有孩子,她们也像所有的母亲一样爱孩子。新加坡三水会馆的总务蒋翠英就是红头巾的养女,提起自己已经逝去的养母陈亚三,蒋翠英的心就难免激动,思念之情便油然而生。
  养母苦啊!养母的婆婆由于早年曾经过番到马六甲,给有钱人做女佣,赚了点钱,回乡后开了个文具店,娶了16岁的养母做儿媳妇。谁知三水县闹水灾婆婆被淹死了,财产落到养父手里。不到一年好吃懒做、吸食鸦片的养父便将家产败尽,还欠下了一大笔债。18岁的陈亚三没路可走,只好到南洋做了红头巾,替养父还债,最终客死异乡,再也没有回到生养她的故乡。
  那是1950年,34岁的养母临时到马来亚的笨珍橡胶厂剪树皮(割下的乳白色的胶凝固后切成片,然后把沾在上边的树皮、树叶以及杂物剪掉,以保证橡胶质量)从一个来自福建的华人家庭收养了三岁的她。因为养母的夫家姓蒋,所以给她取名蒋翠英。
  自从跟了养母后,小翠英便和养母相依为命,挤在红头巾合住的大屋中的一张铺位上。养母在世时,几乎把自己全部的爱都倾注在小翠英身上,翠英小时候,养母要做工,便花钱请人照顾她。尽管陈亚三和红头巾的姐妹们省吃俭用,为了省五分钱的车资,又为了省木屐(50年代钉一双木屐三角钱)宁愿赤脚走一两个小时去工地上工;尽管陈亚三和姐妹们一起餐餐吃自己做的腐乳、梅菜配白饭,甚至咖啡捞饭(咖啡泡在白饭中)。但对蒋翠英吃的、用的陈亚三却从来不吝惜,四、五十年前叉烧、鸡腿、鸭腿和榴涟要花上三、五角才能吃得上,那可几乎是红头巾一天的工钱啊,陈亚三从来不舍得自己吃,可只要小翠英想吃,陈亚三从不让孩子失望。买榴涟时,陈亚三因怕姐妹们责怪她过于宠爱孩子,就用蔬菜把榴涟遮盖住带回家让小翠英偷偷吃。到了上学的年龄,养母又供她读书,直到中二养母患病去世为止。蒋翠英相信,要不是养母早逝,她今天的学历一定不只中二程度。
  虽然那时陈亚三的姐妹都不赞成她领养蒋翠英,但是这些红头巾的阿姨对蒋翠英也都不错,经常关照她,下工回来给她买点零食小吃……使从小就生活在红头巾中间的蒋翠英,得到了亲情的滋润、爱的呵护。
  1964年,一生劳累,从不舍得为自己花一分钱、更别说花钱看医生的陈亚三,由于长年在工地呼吸洋灰的粉尘,得了绝症鼻咽癌,年仅50岁便拖到了人生的尽头,临终前依依不舍地拉着她唯一的亲人16岁的养女蒋翠英,让她牵肠挂肚的仍旧是她的小翠英是否能独立生活……
  蒋翠英没有辜负陈亚三对她的爱,她不但靠自己的辛勤工作自食其力,而且她一直深深怀念着比亲娘还亲的养母陈亚三。她不仅爱自己的养母,也爱那些从小爱抚她的红头巾阿姨。她不仅选择了在养母的故乡“三水会馆”作总务工作,她还选择了养母的好姐妹,也是红头巾的麦兰欢的儿子作为自己的终身伴侣。
  2001年,蒋翠英在养母去世三十多年后,仍然把居住在新加坡的三十多位八、九十岁的红头巾当作自己的亲人;仍然把三水县蒋岸村当作自己的故乡……她多次代表新加坡“三水会馆”去探望回乡的红头巾。蒋翠英笑着对我说:“我不仅是红头巾养大的孩子,还是红头巾的儿媳妇……这些孤寡的老人,都是我的亲人。”当时,对生活在红山组屋和老人院的多位红头巾老人,蒋翠英都会事无巨细地亲力亲为照顾她们。她对养母的怀念、对红头巾老人们的情和义,都无愧于红头巾的养育之恩。


(三)

  中国人下南洋,古已有之,可那都是男“爷们”的事。十九世纪以前女人下南洋,简直是天方夜谭,弱女子只能是大男人闯荡海外的牺牲品。男人走了,女人也只能望断秋水,不论男人兴与败、死与活,有的女人甚至一辈子守活寡。自古到今,不知演绎了多少“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断肠白萍洲。”的悲剧。
  据历史记载,清朝历来禁止妇女出洋,一旦冒犯,定究重罪。也就是说,女人纵然整天不辞辛苦地在田头、灶前劳作、拖儿带女、伺候公婆……然而,命运却掌握在封建家族和男人的手中,并无经济独立,和男人平等谋生的自由。
  二十世纪初,女性移民相继登陆南洋,也大都是男性侨民的眷属。当时琼州妇女出洋的问题曾引起过激烈的争论,反对者认为南洋地区复杂,南来妇女容易受人拐骗,被迫从事不道德的行业,因此不宜出洋;赞成者却从人道立场与经济利益着眼,认为妇女出洋利多于弊。新加坡琼州会馆董事甚至呈函新加坡总督,恳请政府保护南来的琼崖妇女,获得政府首肯。据有关记载1910年之后女性移民人数直线上升,仅1927年1年的女性移民竟高达5万8千多人。
  在这种形势下,三水女人的机遇来了,她们破天荒大批下南洋,打破了千年来封建社会对女人的禁锢。据当事人回忆,二十年代在新加坡的红头巾人数高达1万多人.而且凭着她们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团结协作、刻苦努力和聪明才智,成为建筑行业中的一支独秀。
  那时,她们大多数居住在粤籍移民麇集的牛车水一带。牛车水人口稠密、市况鼎盛,酒楼、戏院、烟馆、妓院栉比,私会党(黑社会)横行乡里,藏垢纳污,莫此为甚。对这些青春年少、身处异域的女人们可以说各种诱惑、陷阱比比皆是,沉沦、堕落随处可见。对这些连字都不识的乡下女人,想洁身自好、自食其力谈何容易!可红头巾们,就凭坚强的意志,姐妹们友爱、团结的团队精神,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在她们心中涌动的星光,迸发出挚热的火焰,就是女人们世世代代向往的“自由”。那豆腐上街破屋里那张小小的铺位,是属于她们自己的天地;那一点点靠自己血汗换来的金钱,完完全全可以由她自己支配……在那“笑贫不笑娼”的黑暗社会里,她们却自觉自愿用常人不可想象的艰苦劳动;用生命和血肉之躯,竖立起神圣不可侵犯的女性“自尊”。长年艰辛地劳作,磨砺了她们的灵魂;一生奉献给他人的情和义,使她们自信而深沉;独立和自由是她们人生的最高境界。这就是红头巾的精神。
  是的,她们无限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自由”。六十年代,上千名红头巾自发地利用难得的每周一次的休息日,自愿地聚集在她们早年下南洋时,落脚的红灯码头对面的劳动长堤,参加义务劳动,修复她们曾经长年累月赤脚走过的“独立桥”。红头巾们心照不宣,因为她们明白“独立”和“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孪生姐妹啊!“独立桥”上留下了她们生命的印迹!
  2001年笔者访问红头巾时,精神矍铄,94岁仍健在的梁雪梅,慈祥的双目中依然闪烁着自信的笑意,她的一生就是一首自强不息的歌。梁婆婆原本是和丈夫一起下南洋的,夫妻俩共同奋斗致富后,丈夫经不起诱惑娶了姨太太。虽然,那时致富后的华商时兴三房四妾娶姨太太,可梁婆婆不愿受如此不平等的委曲,毅然决然离开了那个有钱就变心、不忠不义的男人。为了自尊她抛弃了荣华富贵,戴上了红头巾,住进了豆腐街。用自己清清白白、自由的一生,鞭鞑了那种男人的卑劣和污浊。
  还记得那位和“公鸡”拜堂成亲的白好吗?真是造化弄人、人生无常,抛弃她的那个男人,在香港另娶妻生子后,竟大病不起、撒手人寰。留下的孤儿寡母竟是在白好的帮助下,养大了他们的孩子,白好还供养这些孩子上学读书,其中一个儿子曾经专程到新加坡看望这位伟大的“母亲”。
不论“好”女人身上这种柔韧的情怀、博大的“爱”,是否能化解世界上一切的隔膜和怨恨!但是,红头巾是美丽的,她们对“婚姻”的忠诚和坚贞;对故乡的眷恋和对家人的热爱,像璞玉光彩照人。

                       (四)
  星移斗转、沧海桑田。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的发展,那个靠人拉肩扛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然而,新加坡人,并没有忘记曾经在这块热土上耕耘过的红头巾。矗立在麦士威路新加坡市区重建局门前那三尊红头巾的石像,就是历史的见证;在圣淘沙”蜡像馆”为新加坡作出贡献的著名的历史人物的蜡像中,依然飘动着红头巾庄重的身影;30年前豆腐街拆除时,政府安排居住在那里上千名红头巾,搬进了红山、金殿路新建的组屋区,享受政府为孤寡老人提供的各种优惠,她们只需出象征性租金,水电费就能在设备齐全的组屋安享晚年。
  同时,只要她们愿意申请,政府就发放月230元新币的救济金;只要她们表示生活不能自理,老人院的大门随时为她们开放。可红头巾用一生的执着告诉了人们,只要她们一息尚存,决不会给国家、那怕是自己养活了一生的亲人添麻烦。可几乎没有红头巾向政府申请过救济金。
  最使人欣慰的是,新加坡的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三水会馆”,作为红头巾的娘家人,对她们分外关怀,多少年来红头巾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会馆都过问,除了定期派人去探望她们,会馆的前会长冼良先生虽然已退休,逢年过节仍然自己出钱,按新加坡风俗宴请红头巾姐妹吃“捞鱼生”希望她们捞个风声水起、年年有鱼(余)。
  会馆还多次安排红头巾回家乡三水县探亲。1996年十多位老人的路费、吃、住甚至于回乡的新衣、旅行袋都是由“三水会馆”聘请的嘉宾慈善捐助的……老人家受到三水县政府的热情接待,县长亲自接见她们,不仅合影留念,请她们吃饭,还安排她们拜祭祖庙,了却她们多年来思念故乡、怀念亲人的心愿。
  新加坡社会风行助贫济弱,除了宗乡会馆、社会团体、还有教会………他们长年累月为社会做慈善,像新加坡的“德教”的一个慈善团体办事处就设在红山组屋,其中的工作人员都是自愿为社会服务的义工,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地为需要帮助的孤寡老人、伤残人服务。像这样自觉自愿做善事的人和事不胜枚举。
  为红头巾做了21年义工,是红头巾看着长大的余肇斌先生提起从15岁开始做义工的经历感慨万千:“原本自己是个调皮的男孩……自从认识了红头巾,我才明白了什么是吃苦耐劳、什么是勤俭节约、什么是助人为乐,什么是情和义……”现在,他不仅自己做义工,还带着太太和三个孩子一起做义工。余先生深情地说,红头巾的生老病死他都会管的,因为二十多年的感情,彼此都觉得是亲人了。
  余先生最后还引以自豪地介绍了60年代新加坡在红灯码头建造亚洲第一高楼__保险大厦时,是上千名红头巾在18层高的脚手架上,采取在第9层接力的办法,用肩扛臂挑、蚂蚁啃骨头似地运送建筑材料,完成这一令新加坡人骄傲的大工程。
  是啊!世界上又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女人,甚至于是男人,能够这样在赤道上的建筑工地超体力地劳作至半个多世纪呢?
  这不禁使人联想起,十九世纪的1851年,在美国阿克伦的一个小教堂里,一位身高6英尺体魄强壮、获释的黑人女奴索贞钠.特鲁斯用她苦难的被奴役的经历,发出了震撼寰宇的呐喊:“难道我不是女人?”是的,她卷起衣袖,露出结实的双臂继续说:“我耕种、收割,没有一个男人能胜过我。难道我不是女人?”特鲁斯在谈到她苦难的女奴生涯时说:“当我为此痛不欲生的时候,除了耶稣,没有人听到我的苦泣。难道我不是女人?”
  地位卑微的特鲁斯,以她坎坷的人生,以她被迫肩负起超于常人所能忍受的磨难,证明了女性完全具备了和男性一样的能力和毅力。为此,特鲁斯成为美国女权运动的先驱而被载入史册。
  可红头巾呢?!那二十世纪初,成千上万瘦小的红头巾呢?!难道她们不是女人?在封建社会的中国,她们不仅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参政的权利,甚至没有说话的权力。可是,她们以自律、自制、自尊、自强的人格,用一生百折不挠的毅力为华族女性建立起一座无言的丰碑;创造了世界妇女史上的中国女人争取生存的权力、男女平等的权力、自由做人的权力的一个奇迹!
  尽管她们在争取婚姻自由、经济独立……还没有超越时代的局限;用现代人的眼光审视,她们在个人奋斗上似乎还有缺憾,可我们还能苛求她们什么呢?!
  当我在红山组屋,和蒋翠英以及住在那里的几位年逾古稀红头巾姐妹相聚时,94岁的梁雪梅、88岁的卢亚桂,86岁的叶四妹,珍重地捧出那方浆洗、折叠好的鲜红鲜红的红头巾,那方几乎伴随她们一生的红头巾,那方又随着多少生命已经飘逝的红头巾,用两枚别针熟练地别在我的头上。当我搀扶着步履蹒跚的老人家下楼一同合影时,看着她们饱经风霜依然含笑的面容,我的心似乎在颤抖……我明白,她们是印入我心版中最后的红头巾了。
  她们的一生是一首凄美的诗,出污泥而不染纯洁的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我想,华人的这个优良的传统道德,是不会受时空的影响,在人类任何文化、价值观面前都具永恒的魅力。   

   
尾声

  文章就要结尾了,我依依不舍地搁下了笔,走到了窗前。
  黄昏时分,推开窗子,从12层高楼放眼望去,空旷的“达曼裕廊体育场”的尽头,天地相接处残阳如血。刹那间,夕阳沉下隐约可见的地平线,一抹燃烧的晚霞染红了半拉天。扑啦啦!一阵骚动,只见远处大草坪上星星点点的白鸟腾空而起,迎着霞光飞去………
  好美、好美的大自然景观。然而,萦绕在胸中那即将飘逝的红头巾,不由得使人惆怅,“人”太渺小了吧!蓦然低首,蒋翠英的那句话却震撼心灵“她们的情好长、好长,长到没有尽头;她们的爱好大好大,大到可以包容太多太多。”
  这,难道就是大自然对人类的启示!
  新世纪的曙光正在冉冉升起,在新、旧观念的大碰撞中,在东、西方文化两条汹涌澎拜的激流交汇中……人类的诺亚方舟,究竟该驶向何方?
                                        
                    桑叶       2001年4月29日于新加坡
                                                                                
(此文收入笔者采访专集《中国女作者笔下的新加坡女性》一书,该书于2001年7月由《新加坡创意圈工作室》出版、2001年8月再版)

 

《中国女作者笔下的新加坡女性》共收入12位女性人物:

一、她属于东方--新加坡官委议员张齐娥
二、淡泊人生--新加坡社会活动家徐粲莺
三、胡姬花--前总统王鼎昌夫人林秀梅
四、桃树的美丽倒影--新加坡多产女作家尤今
五、飘逝的红头巾--三水女人
六、上帝派来的女人--女艺术家庄心珍
七、风雨南洋--武汉合唱团团员陈蔚
八、微笑的眼睛--女司机何素香
九、童星泪--东方秀兰邓波儿张莱莱
十、凌空飞来的大雁--双面才女茆懿心博士
十一、民乐情--狮城访浣莎
十二、流金岁月--前中国驻新加坡女大使陈宝鎏


本文在2009-4-14 9:04:28被依林编辑过
作者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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