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最上等的文字是让读者感到仿佛不是在读“文章”，而是在读人生，我认为这话是极有见地的。读过了《尤今小说精编》后，更让人相信此言不谬。

　　尤今是新加坡女作家，该书收入了作者的15篇小说。主人公都是生活中的平常人，包括了澳、美、英、法、印、新等国人。平常的人，平常的事，却在作者的笔下个性鲜明、栩栩如生、趣味盎然。

　　尤今小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塑造的一系列真挚感人的人物形象。她大都选取那些对生活执著求索的平常人作为典型形象，描写他们在现实的土壤上追求理想而与周遭环境产生矛盾的历程，从而对书中主人公寄予深切同情，对落后观念进行鞭笞。《香蕉美人》中的丝娃娣，《织布匠》中的茵娣娜，无疑是印度婚姻旧俗的牺牲品，《金色微笑》中的萧天柱，《翡翠手镯》中的子良，则是在家庭壁垒中作苦苦争斗而最终冲出“围城”的“叛逆者”。尤今还有一部分篇目塑造了进步与落后、善与恶、雅与俗等相对立的人物形象，寄寓了自己的褒贬。《沙包与拳击手》中严肃正直的卡米特和俗不可耐的安妮，《老树已千疮百孔》中敦厚的麦力格和放荡的丝汀娜，《含笑的蜻蜓》中的善良祖母和刁钻母亲，都形成了鲜明对照。

　　“当她人物的情操牵动读者心魄时，作者也达到了一种高尚人格的自我完善。这是在中外小说中比较罕见的文学现象。”（〈香港〉东瑞先生语）的确，在欣赏尤今小说的同时，读者也受到了人格力量的震撼。

　　尤今小说质朴平实，却有着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也与她质朴中见绮丽、平实中有波澜的文风不可分。尤今也是很讲究小说技巧的，语言简约准确、流畅传神，时空转换恰切自如、天衣无缝，等等，文学技巧的运用精湛娴熟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技法的运用不漏痕迹，尤其令人佩服。

　　尤今的可贵之处还在于，题材的平凡并没有湮没故事本身的盎然情趣和社会价值，相反，正是在平平常常的人，司空见惯的事中，作者为我们精心营构了情趣与社会的“大观园”，使我们牵系主人公命运时，甚至把自己叠印在小说故事的边缘，映照自己似曾有过的人生际遇。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完成了作者与读者的情感传递与审美使命，从而产生无边的回味与遐思。

　　尤今的小说是应归类于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的。如果说，台湾早期作家陈映真、黄春明等更多地承继了五四新文学的余脉，述说着台湾新的乡土文学的神话，那么，尤今或许也深受五四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因为在她的作品中，会使我们依稀找到祥林嫂的影子。正如琼瑶小说透着些《红楼梦》的味道一样，尤今的小说，则透着点鲁迅小说的韵味。当然，就取材与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上，则无法与鲁迅比肩。但无论怎么说，从尤今那里看不到受西方文学思潮影响的痕迹，也看不到“先锋表现手法”的影子。虽然她作品中反映的生活场景遍及欧亚澳，却并不使我们感到陌生，因为她所揭示的伦理情感，是用华人社会的流通观念加以诠释的。所以，对于大陆读者，是没有任何隔膜的，从这点上说，尤今是新加坡的华人“乡土作家”。

　　当我们读惯了内地那么多平庸的小说后，再读尤今的小说，仿佛使我们领略了一番“世外桃源”的风采。也许，当大陆某些年轻的作家把生活当作文学实验田，在忙着尝试各种文学手法时，尤今并没有在意自己使用什么手法，她也许无意于创作风格的展示，只是精心采撷生活的花粉酿造纯净天然的艺术之蜜。正如她自己坦言：“这些小说，没有奇特诡谲的情节，没有惊心动魄的变化，可是，它们真。真实、真诚、真挚地反映了现实生活里的人、现实生活里的事。”正是由于她全力着眼于再现某种人生，因而，也就有了她不浮躁、不浮华、不猎奇、不怪异、不媚俗的极高文学品位。

　　在纯文学并不看好的今天，读尤今的小说，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纯文学的希望。也使我们懂了，真正的“纯文学”本身并没有什么过错，过错在于脱离现实生活的故弄玄虚。我们有理由相信，泛着生活鲜活气息的文学作品，总会有广大读者的。